300:大江东｜拆解电信网络：从洗脑开始，掏空你的钱袋_APP

“一开始100元转过去，确实返利了；后来变3连单，等她转账过去，对方又说，变20连单了。”

李明敏，上海市局徐汇分局反诈中心负责人，说起近期这起“刷单”案件，他既气愤又无奈。

受害人“刷”完20连单，损失十几万元，感觉被后报警，做完笔录讪讪离开。没想到隔了一天又来了，在子蛊惑下，她又“刷”了100连单，损失达几十万元。她说，“我要不转账，之前的钱都没了，转账了，是不是还可以要回来？”

在“刷单返利”类案件中，这是受害人常被灌输的想法。

2022年，全国机关破获电信网络案件46.4万起，有效遏制此类犯罪快速上升态势，但冒充客服、刷单返利等电诈案件仍然高发多发，手法层出不穷。

今年起，上海市局刑侦总队推进打防电信网络“红蓝对抗”实战练兵活动，16个区刑侦部门被分为“红”“蓝”两组，开展一场为时一年的内部竞赛，希望提升打击和防范电信水平，守护百姓“钱袋子”。

“天上掉馅饼”，受害者深陷认知陷阱

上海市反电信网络中心工作人员时刻准备接警

在上海市局刑事侦查总队驻地——中山北一路803号院，最忙碌的楼宇之一，是上海市反电信网络中心。

墙面上，打击治理电信网络相关联席会议成员单位的标题下，挂有27家单位牌子。办公的，除了民警、辅警，还有4家通讯运营商、11家商业银行的工作人员，帮助在通信、转账各环节采取措施，预防。

“多部门联合‘作战’，目标：快。”屏幕上数据显示，仅记者造访的这天上午，中心就对21万人次开展防范电信网络预警。对收到可疑电话和短信的市民，全量发送提示短信；市民有点击可疑链接等中危情形，AI或人工电话提醒；已进入电诈“套路”等高危情况，派出所民警则上门劝阻。

“实践证明，电信网络是可防性犯罪，事后打击不如事前防范。”上海市局刑侦总队九支队副支队长尹延淋说，上海推动警银合作，努力守住“资金出口”。今年以来，依托资金防阻体系建设，拦截涉诈转账资金7.6亿余元，追回群众被损失2.2亿余元。

劝阻受害者是一大难点。很多时候即便对受害者进行劝阻，都难以阻止损失。

“很多受害者完全被分子‘洗脑’，听不进。”上海市反电信网络中心负责电话劝阻的工勤主管吴明凯说，不久前，他给一个公司财务人员打电话，劝阻其不要给不明来源的账户转账，对方矢口否认被。“你‘老板’发指令的这个群是新建的，对不对？打电话确认一下？”

几经来回，这名财务验证后发现确实受了。分子全套“复制”了公司老板的社交账号，一笔15万元款项差点转出去。

上海市反电信网络中心打坏的固定电话。巨云鹏摄

“有些受害人，电话里无论如何不相信劝阻，我们就通知派出所上门。”吴明凯和同事们平均每天每人要拨100个电话，短的几分钟，长的超过半个小时。办公桌旁，打坏的固定电话就有8部。

在“红蓝对抗”实战练兵中，浦东在“防”上较突出。为何“劝阻难”？上海市局浦东分局反诈中心副大队长龚海青认为，是电诈犯罪分子通过话术给受害者构建了认知陷阱。如在以财色为饵的“投资”“刷单”“裸聊”类案件中，“再充值、转账一些，就把之前的还来(或把视频销毁)”，“利用受害者想要挽回的心理，持续要求转账汇款，实际上犯罪分子贪得无厌，转账越多损失越大。”

浦东查获的“话术”剧本

近期浦东破获一个500余人的特大“话务引流”团伙，该团伙从境外获取潜在被害人的电话信息，主要以教育培训机构退赔学费的名义引导被害人泄露银行卡信息。

声音 |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推动区块链等信息技术与审判执行工作深度融合:金色财经报道，9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万国营在深圳市六届人大八次会议上作报告说，我们要加快信息化建设，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信息技术与审判执行工作深度融合，打造智慧审判、智慧执行、智慧服务、智慧管理新模式，推进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努力为深圳“双区”建设提供坚强有力的司法保障。[2020/1/11]

在这个团伙的话术本上，记者看到，应对被害人“怎么是外国号码”“为什么不是这个机构退款”“为什么要仅QQ群办理”“你们是子”等质疑，都有应对“台词”；还设计“只有部分用户”“名额有限”“错过就没法办理了”等催促性语言，增强被害人紧迫感。

“首先‘天上不会掉馅饼’；其次即便‘入坑’，也要及时止损，”龚海青说，市民接到陌生电话或网聊时，绝不能透露银行账户、密码、验证码等，涉及转账汇款，一定要多方核实，“无论多么相信网络那头的人，涉及转账银行卡等，都要多个心眼。接到短信电话提示，一定要重视。”

银行卡、手机卡，是犯罪分子争抢的“资源”

一直和犯罪分子斗智斗勇，李明敏洞悉该类犯罪套路，“电诈犯罪离不开‘两卡’，银行卡和手机卡。”银行卡用来承接被害人款项，走账；手机卡用来拨打电话，“引流”。

不幸遭遇电诈，钱款已转出去，那找到银行卡主人，不就能找回自己的钱了？面对记者提问，李明敏说，如今的电诈团伙，将犯罪链条上的环节拆分，受害者转账账户的主人，往往只是将自己银行卡出借给他人的“卡农”，到账后立刻再转到下一级账户，或采用取现、购买黄金、直播打赏等方式“”，最快半小时内受害者的钱就已转到境外。

去年7月，上海普陀捣毁一个专为境外电信网络分子“”的犯罪团伙。被害人报案后，发现报警人汇出资金10分钟内，这笔款项就分散流向多个银行账户，其中一个在上海宝山区某银行被取现。根据线索，专案组抓获5名“卡农”及其上家戴某——戴某10余天内就为境外团伙“”100余万，自己拿到6万余元提成；对5名“卡农”，他许诺每取现1万元拿200元提成，还包食宿。

记者了解到，一个“卡农”，可能只拿几千元“好处费”或提成，但从他账户上“走”过的受害者钱款可能高达数百万。出借银行卡行为，看起来“危害不大”，在电诈犯罪链条中却必不可少。

作为电信拨号的必需品，手机卡乃至固定电话，也是犯罪分子争抢的“资源”。

宝山在居民小区内查获非法GOIP设备

今年4月，上海宝山2个老旧小区分别有固定电话连续对全国各地拨号，较为异常。民警上门核实发现，2户居民均为老年人，并未经常打电话。会同电信部门线路检测后发现，这两家的网络线路交接箱内均被非法安装了GOIP虚拟拨号设备，可以把境外网络信号转化为上海固话信号。安装工莫某、李某落网，他们通过该设备为境外电诈团伙服务，获利约5万元人民币。

法律打出了重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部2021年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电信网络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行为人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犯罪而收购、出售、出租信用卡、银行账户、非银行支付账户等支付结算帮助，数量达到5张(个)以上，或者收购、出售、出租他人手机卡、流量卡等通讯工具帮助，数量达到20张以上，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追究刑事责任。最高刑期为有期徒刑7年。

“犯罪分子和法律‘躲猫猫’，”李明敏说，最近侦查的案件中发现，有的“卡农”首领，统一为手下“卡农”每人只开办4张银行卡，逃避法律打击。作为“红蓝对抗”中以打见长的徐汇，在结合警银联动机制基础上，持续深化“断卡”行动，要求派出所及时研判资金流，24小时内完成三级账户研判，明确可疑“卡农”身份信息，及时开展落地抓捕。

加快深化全警反诈、积极拓展全民反诈

民警将电诈犯罪嫌疑人带回上海

今年以来，上海电信网络案件接报既遂数、立案数同比继续保持下降趋势。打掉一批违法犯罪团伙，溯源经营、深挖扩查，成功抓获各类电信网络黑灰产犯罪嫌疑人4000余名，捣毁黑灰产犯罪团伙160余个。

尹延淋坦言，近年来，电信网络犯罪层出不穷、难以根治，与其背后庞大的黑灰产利益链条密不可分，与电诈案件关联的黑灰产犯罪活动迭代更新，呈现境外化、集约化、组织化、模块化趋势。

以上海此次侦破的特大“话务引流”团伙为例：藏匿境外的犯罪分子对境内话务引流团伙远程指挥，团伙内技术人员搭建“客服系统”语音服务器，骨干人员招募发展“客服”，线上发布引流话术剧本、工作任务、服务器账号、密码，由“客服”在家中登录服务器输入账号密码，系统便可自动搭建通话线路，批量拨打潜在被害人电话，“由专人负责培训、检查质量、结算收入，一环扣一环。”

“客服”说，只是“打打电话”“拉拉群”，但记者了解到，电话另一端许多电诈受害者不仅有财产损失，还会因“轻信”而自责、内疚，造成抑郁、家庭不和乃至自杀倾向。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朱波说，对于为他人提供推广、引流等帮助的犯罪分子，特别是与集团存在事前通谋、事中勾连，形成较为稳定协作关系的人员和组织者，一般以罪的共犯论处；对于明知他人实施信息网络犯罪活动，为他人提供软件开发、技术支持、账号维护等帮助行为的犯罪分子，一般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论处。

龚海青认为，“打”与“防”，需要加快深化全警反诈、积极拓展全民反诈，多维构建宣传体系、拓展宣传渠道、提升宣传精度。

尹延淋说，上海实行叠加见面劝阻，强化事后追踪回访，由市-区-所三级联合各区、街镇，自主成立反诈劝导小组、居村委干部、楼组长等群防群治力量，“倘若接到反诈中心或辖区派出所的预警电话，请积极配合民警见人见面，避免财产损失。郑重提醒：只有真警察才会上门劝阻，且不会提出任何转账要求，如有疑问，请拨打反诈中心热线96110。”他说。

(除标注作者外，其余图片均由上海机关提供)

来源：人民日报中央厨房·大江东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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