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块链:中国央行论文：未来 5-10 年将出现以区块链为基础技术的「价值产业」_Hive Vault

用「区块链人的价值」创新数字货币，使货币成为发现价值、管理价值、创造价值、实现价值的工具。

原文标题：《中国人民银行论文：货币政策的市场化协同与大数据机制研究》撰文：邹平座，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首席研究员来源：证券时报网

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取决于信息水平的高低，科技革命引起的信息化浪潮对于以往的宏观调控模型形成冲击，甚至是革命性的作用；「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双重叠加作用下，全球经济动荡不安；信息化革命产生的信息量呈几何级数增长，产生了所谓的「信息爆炸」，「信息爆炸」对政府宏观调控提出了严重的挑战。从好的方面讲，一个政府如何善于管理信息和挖掘信息，会使政府效率明显提高；从坏的方面讲，巨量的信息会使政府出现「信息溺死」现象，宏观管理出现极度混乱，各种风险急剧上升。信息化革命使价值函数发生异变，这种变化改变了价值规律与经济增长规律，使传统的经济理论与模型被破坏，如果政府不能迅速调整宏观管理方式，就会使宏观调控失败，产生经济与社会危机。

2020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无论是传统的自由主义货币理论与政策执行框架，还是政府规划为主导的货币政策框架都遭遇科技革命的挑战；全球经济在年初伴随着新冠病、美国大选、石油谈判破裂等出现剧烈波动，不确定性如临深渊；中国经济也迷雾重重，风险加大；以美国为主的中央银行开始驱动货币政策调节经济，货币神话伴随着数字货币的出现充满神秘与未知的魅力。

从图1可以看出中国的M2/GDP这个指标明显大于其他国家，很多人错误地认为中国货币超发，甚至认为中国金融效率十分低下，主张紧缩货币。这个数据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主要经济指标是十分重要的，需要进行深入的理解与把握。归结起来需要解决以下三个问题：第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中国的GDP到底是多少？第二个问题是如何求解准确的及时的充分的GDP数据？第三个问题是面对巨大的不确定性，中国的货币政策何去何从？这一连串问题如货币金融学「歌德巴赫猜想」，是当前急需回答的问题，也是关心货币、财富、增长的人们天天都在关心的问题。

关键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科技革命背景下的信息技术发展和科技金融的发展为我们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路。那就是通过市场化方法建立货币政策的微观基础，充分发挥市场的信息发现功能，利用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建立货币政策的市场化微观模型，实现货币政策的准确性、及时性、完整性、科学性；管理收入大数据、财富大数据、消费大数据、投资大数据。这些数据本身就是生产资料，这种数字资产的市场化过程，会使得宏观经济数据更加清晰完整，及时准确。

更为重要的拓展货币的功能，使货币金融成为创造价值的工具与手段。货币成为创造价值的工具，不但具有价值尺度功能，还使货币与价值尺度统一起来，货币创造过程就是价值创造过程。通胀与通缩不再发生。货币、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进入一种新的时代和新的世界。这是一个划时代的革命，无论是哪个国家先认识到就会优先进化，变得强大而具有竞争力，就像商鞅变法使得秦国统一中国一样，实现超级制度红利。

第一个问题中国统计局的GDP数字是准确的吗？这个问题关系到宏观经济政策的全局。本人研究认为现在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并不能准确反映GDP的真实数量，并且还存在较大误差；由于统计口径的差异和各国国情的不同，各国的GDP不可比。如果教条式套用传统货币政策模型，就会出现明显的「货币政策失灵」。所以，不能以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作为唯一的决策依据，而要建立GDP大数据模型，并且实现市场化、微观化、动态化管理。

对于中国的GDP数量问题对于宏观调控来讲的确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来不得半点含糊。2015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最新报告中首次预测，「美国时代」已经接近尾声，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中国GDP总量将在5年后超越美国，2016年将成为「中国世纪元年」。这则消息如同扔出了一颗「重磅炸弹」，在西方各国引发争议，各国媒体纷纷发出了质疑、焦虑、感叹等不同的声音。实际上，这种算法并不科学，人民币汇率用购买力平价计算关键在于选择商品的标的，从目前的情况看，中国有的商品是高估，有的商品是低估。目前中国主要农产品价格和耐用消费品价格用PPP算都高于国外。IMF的结论是不成立的。

在硬币的另一面，我们应该看到中国的GDP不同于其他任何国家，实际统计的数据被远远地低估，这就是所谓的中国特色的重要方面。宏观管理者对于「GDP统计泄漏」问题一定要有清楚的认知，否则「政府失灵」将成为常态，宏观经济管理亦会如盲人摸象。

可以从逻辑上和实证上论述中国的GDP失真，可以从5个方面着手研究。

第一，中国的经济结构十分复杂，经济的细胞以家庭为主，还存在大量的国企和央企，这种经济结构存在大量的「内部交易」。一个家庭之间的经济主体往往是不计报酬的，比如儿子为老子打工是没有收入的，农村家庭的自留地收入也是不计GDP的。国企之间的资产调拨也属于内部交易。

第二，中国市场化程度低，大量的产品与服务由于产权不清没有进入交易过程，还不是商品。市场是发现价值和信息的。一个国家的GDP可统计量与其市场化程度成正比。一是中国大量的无形资产如知识产权、艺术品、古董等没有明确产权，除了影响其效率以外，这些无形资产大多无法交易，数量十分庞大。二是中国大量的服务产品无法形成商品，如法律服务、社会服务等。三是中国目前有大量的生产资料如农村土地等没有明确产权，无法进行交易。

第三，中国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国家，生产资料交易主要是使用权，如土地、矿山、房地产等不动产权，这些资产必定影响商品的产出价格，也势必低于所有权资产。这一块影响GDP多少各种资产各不相同。

第四，中国存在大量的公共物品，不但使GDP被严重低估，而且还改变中国的消费率，因为公共物品大部分只统计投资不统计消费。中国的公共物品不同于西方国家。一是庞大的政府体系及其附属机构的自身消费等具有公共物品性质而且数量惊人。一般的政府部门都有大量的消费与服务开支，这些开支包括公务员与事业学位等所谓「体制内人员」的保险、住房、食品、交通、服务、医疗、教育，甚至养生、旅游、出国、娱乐、健身等等都是由国家开支或者是免费的。比如各个政府机关都有免费食堂，甚至有的还有幼儿园。机关工作人员到现在还是分配住房的。公务员医疗费还报销，有的单位有理发室、医院、体育场、电影院等等。二是中国的国企生产大量的产品与设施是公共物品和「准公共物品」。这个量很大，每年都有几十万亿，如公路、公园、广场、水利、体育馆等。三是中国大量的服务业是由政府提供，如安全、教育、文化、法律等，商业化程度远低于市场经济国家。2020年爆发的新冠病疫情中更加反映中国公共物品数量巨大。

公共物品往往只有投资没有消费统计，使得很多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消费不足，出台政策鼓励消费，使得近几年中国家庭负债急剧上升。其实中国的消费数据是严重失真的。有相当一部分人可以不花自己的工资生活。这便得无论是产出法还是收入法，中国的GDP都是严重低估，而且消费总量严重低估，消费率严重失真。

第五，中国统计制度不健全，有大量的灰色经济没有计入GDP，税收制度不能起到数据验证效果。统计误差较大，计划性强，客观性弱。用统计局的数据做经济分析难度较大，几乎没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中国的经济成份十分复杂，据说是赤、橙、黄、绿、青、蓝、紫、灰、黑、白各种颜色的经济都有。统计部门无法统计全面数据，特别是灰色收入和地下经济。

总的来说，全球各个国家的GDP与M2的统计都有其特殊性，在实际分析与运用中要区别对待。要准确地把握一个国家的GDP需要多种渠道进行统计，然后反复修订。税收制度严格的国家，税收增长是一个非常好的参照指标，因为收入法计量的GDP与税收的相关度非常大。但是，税收在中国与GDP的相关度较弱，因为中国的税收体制还不太健全。其他的如用电量、运输量等都可以作为参考。

货币政策参考的GDP指标应该重视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产出法要与收入法相互验证。二是全国统计要与地区统计相互验证。三是GDP数据要与税收等各种相关指标进行验证。四是宏观数据要与微观数据相互验证。五是政府数据要与市场数据相互验证。

第二个问题是如何求解准确的及时的充分的GDP数据？研究与探索市场化的大数据的微观的GDP数据生成过程，建立以个人价值函数为单变量的经济分析模型，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解决历史疑难问题。

当前宏观经济数据需要创新的是建立一个宏观经济数据产业，在数字经济时代，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建立科学的、动态化的、准确及时的宏观经济大数据系统，并且把这个过程变成一个创造价值的过程。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已经明确数据是一种生产资料，参与国民经济分配。宏观经济分析模型就可以建立在这种基础之上，求解科学准确及时的经济大数据，实现货币政策的科学性与及时性。

首先，我们构建多变量GDP的大数据，设计家庭、企业、政府、国外四个部门。设Y=GDP，存在四个价值链函数f、f、f、f。Y=ffff。我们把数据权分配到各个部门，用收入法和支出法分别求解GDP。在收入端我们用劳动收入、利润收入、税收收入、外汇净收入来表示，支出端用消费支出、投资支出、政府支出和海外支出来表示。用v表示价值变量，每个人的价值作为价值函数的基础变量。社会总价值等于所有人的价值总和，并且构成各种价值函数。企业、政府、国外是一种价值链函数。人的价值V是总目标函数。并且V=Y，两者可以相互验证。那么：

Y=V=ffff。

其次，对大数据模型进行单变量分解，建立大数据的市场主体与交易结构。对每个人的大数据进行托管与确权，使得相关数据成为各主体的资产，建立资产负债表，并且生存统计表。为了使得模型变得简单而实用，我们把个人作为唯一主体变量，从而计量每个人的价值，托管每个人的收入与支出，更加容易求解GDP总量。这样，模型只要能求解每个人的价值，在支出方求解每个人的投资与消费，在收入方求解每个人的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就可以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并且实现与数字货币的对接，与货币政策统一起来。

Y=V=f，V∈，i=1，2…n。

多变量求解面临很多难处，除了统计与计算难度较大以外，多部门多单位的价值函数求解和分解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是多变量函数使我们明白单变量函数的传导机制以及验证路径。

单变量求解GDP的方式使得经济分析过程简单化，税收验证更加可行。在总体研究路径上，首先确定人的价值总量就是社会经济总量，人的价值增量的时间积分构成一个时期的GDP。其次是这种函数模型更加明确社会生产的目标与任务。人类的所有经济活动最终都是为人服务的，是为了提高人的价值。以往我们把商品和货币作为经济发展的目标变量，导致金钱拜物教，甚至是社会发展方向的误导，导致贫富悬殊，道德危机。第三是以人的价值作为单变量函数求解GDP，使得人的价值数据成为一种真正的数字资产，进一步结合区块链技术生成数字货币，这种数字货币不仅是价值尺度，而且能够创造价值。一旦实现这个目标，货币与货币政策就实现了真正的飞跃。

第三，建立消费大数据与投资大数据模型及微观运营系统

市场的重要功能在于发现价值与信息。在此，我们分别建立消费供应链运营系统和投资价值链运营系统。并且分别把这两个系统交给市场。

第一步，我们建立GDP与人的价值及消费与投资之间的函数关系：

式中，Ⅴ代表人的价值总量，v代表人的价值总量的自变量，仍然是人的价值。人的价值分为人的价值流量vI和人的价值存量Vw。c代表消费，i代表投资，rl代表劳动收入，rk代表资本收入。这样，GDP代表一段时间内所有人的价值的积分，也等于用支出法计算的投资与消费函数的积分，还等于用收入法计算的劳动收入与资本收入2个变量函数的积分。

所以，求解GDP需要在微观层面求解每个人的消费和投资。从收入法来讲，要求解每个人的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

进一步研究，西方经济学中的生产函数与经济增长函数也服从这一公式，所以，本命题与传统经济学并无矛盾，同时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也是统一的，如果用区块链和大数据能够求解每个人的价值，就解决了「马克思难题」。

下面我们再分析一下西方经济学中的生产函数和素洛模型的经济增长理论与人的价值函数的关系。研究发现人的价值函数理论和这两个理论是吻合的，有所不同的是人的价值函数的生产理论和增长理论，使得经济分析由多变量变成了单变量。也就是说纷繁复杂的经济运动，其实只有一个变量在周转，如果我们能求解这个变量，经济学就变得科学化和简明化。信息技术的发展，科技革命为我们解决了这一问题。

公式3和4证明了以人的价值作为单变量的生产函数和经济增长函数。一是用人的价值取代劳动与资本，并把劳动作为人的价值流量，资本作为人的价值存量，实际上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在于优化了经济分析模型，同时使得原有函数的不合理性得到改善。二是单变量生产函数与增长函数，通过区块链和大数据求解的生产与增长理论更加具有科学性和准确性，革命性地改变传统经济学的弊端。

第二步，我们需要发现单变量大数据和区块链模型的消费函数和投资函数的微观机制。

世界经济从商品经济转向数字经济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传统的会计管理价值的模型转向区块链管理价值。经济体发生裂变，股份制经济转向通证制经济。区块链赋予每个人分布式账户，用以管理和核算人的价值，从而实现经济制度的民主化。股票是一种以股权为分配红利的凭证，但是数字经济背景下，每个人的数据具有价值，参与分配，就出现了以人的价值凭证-通证，它是人的价值凭证，用区块链核算。这个转变改变了人类的分配制度，使得每个人都有参与分配的权利。每个人的大数据是科学计量的，本质上反映一个人创造价值的能力。通证经济将使人类社会的文明前进一大步，充分发现人的价值，更好管理人的价值，更多创造人的价值。在这种制度下每个人都有一基于个人价值的自由权利，不再有剥削和不平等。

在此，TokenⅤ=bIockblock。大数据公司B托管每个人的消费数据与投资数据，并且在法律上通过托管与确权，形成清晰的产权，这种产权参与大数据公司B的价值分配。这个过程通过瓦尔拉斯均衡与超级账户，发现准确的消费数据和投资数据，最终求解准确的GDP。兰德尔.奈特的理论仍然是沿着效用价值论的思路展开研究，并且没有考虑现代信息经济学对价值计量和价值模型的革命性影响。本文提出的微观市场化逻辑是宏观经济模型介入了微观市场，并且创造价值。所用的理论是基于区块链的人的价值理论。有意思的是奈特认为货币创造价值，创造的过程是通过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而扩大了生产。本文也是提出了货币创造价值的观点，因为货币就是价值的本身，创造了货币就创造了价值。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具有在全球创造价值并占有别国人价值的手段，世界经济面临被美国再一次占有并垄断的可能。

第四、建立收入大数据模型与运营系统，通过个人价值管理系统，研究人的存量价值与流量价值，并计算他们的劳动收入与资本收入，从传统经济学的生产函数和增长函数来看，在逻辑上是统一而连续的。

以上从支出角度讨论了货币政策的微观市场化机制，下面我们从收入角度继续讨论GDP的微观市场化生成机理，并且建立市场化运营范式。

根据生产函数的单变量模型，把劳动收入、资本收入等归并为人的价值单变量函数y=f。设Ⅴ∈，V=f。那么，

设每个人都有时间价值，并且每个人拥有管理个人价值的区块链分布式账户，每个人可以对自己的未来的时间使用权进行交易，并且在区块链帐户中取得收入。资本收入作为过去的人的时间价值也是可以折算为人的时间价值，就是说人的劳动价值与资本价值参与生产过程可以创造新的价值，这个价值作为一种通证可以交易，进入市场以后，通过企业价值链与商品价值链最终形成国民收入即GDP。所以，通证经济将非常重要，它是未来市场最重要的目标工具。因为有了它及其市场交易，就发现了货币政策所需要的数据。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数据产生的过程是一个创造价值的微观市场化过程，而且通证可以转化为一种货币发行机制，这种货币完全由市场运动客观实现和发现的。货币就是人的价值，就是通证。

支出法计量的宏观经济数据与收入法计算的大数据是可以相互验证的。这个过程是一个市场化的过程，是动态的。在此基础上构建的货币政策框架具有及时性和连续性。中央银行深化到具体的价值发现、管理与创造过程，这是数字经济时代的重要特征。中央银行与货币这种新功能的产生有赖于科技革命产生的信息技术的不断创新。

对于中国来讲，这种模型的运用将是非常重要的，它能够较快提高中国人的人均价值，如果中国人的人均价值等于美国的话，中国的GDP将是美国的3-4倍。更加深远的意义在于这是一种变革，一种划时代的变革。

第三个问题，中国的中央银行与货币政策何去何从？第一步应该把充分就业作为货币政策的最重要的目标，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为他们创造全球最优的营商环境和货币环境；第二步是逐步建立动态的、精准的、宏观与微观协同的市场化机制，实现货币的价值创造功能，使中国人均价值赶上美国；第三步是创新以人的价值为基础的数字货币体系，逐步实现人的价值最大化目标，建立现代化科学化的货币治理体系。

2020年，中国的经济金融面临更加复杂的形势和巨大的不确定性。从年初开始，新冠病袭击全球，欧美股市剧裂波动，美国股市更是出现了一个月内多次融断的奇观，全球经济发展面临巨大危机。美国为了应对危机，祭出了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把利率降低到0，同时推出5万亿美元的刺激计划等政策。

我们可以考虑中国面临的如下几个特殊风险应当关注：

1、美国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可能是一个全球性的风险。美元是世界货币，在零利率的驱动下，美国大量的货币投放势必漫向全球，收购全球低价优质资产，全球资源迅速向美国及其跨国公司聚合。从而短期内极大增加美元的物质基础，形成新的美元优势。相对而言，中国失去竞争优势，甚至是货币金融领域遭遇美国的长期碾压。如果此时，美联储与脸书合作推出以扩张以后的美元为基础的数字货币，而且这种数字货币具有跨境支付功能，那么，这种金融侵略将是致命的。

2、美国加大对于中国的金融和货币冲击的可能性再结合上述「货币异变式攻击」，中国的全球化进程必定受阻，甚至可能丧失几十年的外向型经济成果。美元和美国控制的全球金融体系，无论对任何一个国家发力，都是经济灾难。中国必须在贸易结算、货币制度、数字货币方面防范于未然，不能抱着任何侥幸心理。

3、中国国内风险仍然较大，存在「三大断崖」。「慕尼黑安全会议」实际上已经构成了国际上反华势力的「分兵合围战略」。由于金融对外开放的推进，金融风险敞口加大。经济金融发展面临制度、结构等诸多瓶颈，难度从未有过。

尽管中国经济金融的改革与发展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但也具有很多优势，有的优势是其他任何国家所没有的。所以，对于中国的货币政策而言，要始终贯彻落实好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科学谨慎地推动金融对外开放，步步为营地筑牢金融与货币的防火墙。针对可能出现的「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问题、可能出现的外部冲击问题、「三大断崖」问题，近期可以考虑分步骤地采取以下措施：

1、把「充分就业」作为货币政策的最重要的目标加大实施力度。把好充分就业的数量关和质量关。充分就业实际上就是人的价值最大化，一旦实现充分就业，基本上就能够实现其他几个货币政策目标。不但要增加就业的数量，还需要不断提高就业的质量。

传统的货币政策往往盯住经济增长目标与通货膨胀目标。但是这两个目标愈来愈容易显示错误的信号。原因是受科技革命影响，价值函数、生产函数、增长函数由原来的线性状态转变为「无形化、多维化」的几何级数，控制增长速度明显是错误的做法。再加上中国GDP统计的特殊性和M2结构的特殊性，很容易出现制度性结构性的「数字陷阱」，从而引发「政府失灵」问题。

其实，经济增长的目标在于实现人的价值最大化，充分就业是经济增长的唯一目标。一旦实现了真正的充分就业，其他目标就能够实现。中国有14亿多人口，只要中国14亿人的价值提高了，就不惧怕任何外来的冲击。所以，中国的货币政策要为民营企业、中小企业打造全球最优的货币金融环境。

中国目前的充分就业空间巨大，经济发展具有严重的「发展不充分」问题，特别是要关注科技革命引起的人的价值函数的变化。这个问题需要货币政策领域从理论和技术上深入研究。以往把货币政策盯住GDP、M2/GDP等做法实际上造成了巨大的「理论惯性陷阱损失」。这个问题一直是全球性的问题。中国的经济发展与货币政策一定要走出这个误区。中国的经济发展还有巨大的红利，甚至科技革命还能为中国带来比过去30多年还大的制度红利。实际生活中，我们也深刻体会到实现充分就业的空间巨大，我们每个人实际产生的价值距离应有的价值甚远，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任务在于发现人的价值、管理人的价值、创造人的价值，实现人的价值最大化。

由此，中国的货币政策如果调整到实现人的价值最大化为标准的充分就业上来，使就业既有数量上的充分性又有质量上的充分性。

2、第二步是逐步建立动态的、精准的、宏观与微观协同的市场化机制，实现货币的价值创造功能，使中国人均价值赶上美国。

未来中央银行的改革将从「信用货币时代」转变到「价值货币时代」。从中央银行产生的那个时候起，它就承担了创造货币的任务，但是这个过程中始终伴随着通货膨胀，所以中央银行既要制造通货膨胀，又要反通货膨胀。我们对一个好的中央银行的评价标准是：它既创造了更多的货币又没有产生通货膨胀。这个过程会表明中央银行创造了就业，所以创造了人的价值，或者是向国外输入了价值。所以，美联储在增发大量货币的同时美元指数仍呈上升状态，表明美国央行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中央银行，因为它成功地为美国输入巨量的价值，是对全世界的「抽血机器」。必须认知和揭穿美国货币制度的这种剥削性。中国因为是相对独立的经济体，特别是市场和金融的血脉还不是很畅通，美国的「吸血模式」还不成熟，所以，美国还是对中国进行各方面的经济制裁与打压。

所以，中国的崛起不能依靠美国与现有的世界货币秩序。在现有的货币制度下，中国的改革开放充满了风险。中国必须立足国内，下大力气提升中国人民币的价值。

在实际操作上，要建立货币政策的微观机制与市场化机制，一方面通过市场化机制，建立中央银行的信息系统，主要是区块链和大数据系统，这个系统的构成是多元主体的。充分利用数字经济下的数字资产机制，发现和管理人的价值，发现与管理消费大数据与投资大数据，把这两个数据作为居民的财产参与企业和国家分配，充分发挥市场的发现信息与价值的功能，从而就能够精准计量充分就业和GDP，实现货币政策大数据的准确性、及时性和有效性。中央银行可以向国内达标的高水平信息技术公司、大数据公司购买服务。企业化、市场化、微观化的信息系统与运营系统的建设，将为中央银行建立一个高度灵敏的「中央大脑」，这个中央大脑能够发现价值、管理价值、创造价值，动态化地调控金融，真正提高金融效率，能够防范各种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特别是能够精准测量国际特别是美国的金融风险输入。

更加重要的是中央银行的货币创造过程转变成一个创造价值的过程。通过货币政策提高每个中国人的价值，不断提高人的就业数量和质量，创新体制机制，使中国人的平均价值在5年时间左右赶上美国，那么中国的GDP将是美国的3到4倍。

3、创新货币制度，大力发展以人的价值为基础的数字货币，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上都将为中国甚至是人类作出重要贡献。

无论是货币学派还是凯恩斯学派都是没有认识到「货币能够创造价值」，而且这种创造过程分为内涵式创造和外延式创造2种路径。

沿着科学价值论方向研究的货币制度能够创造价值，而且数字货币传导机制是一种价值创造的市场过程。目前各国中央银行推出的数字货币都没有这种功能，主要原因是对价值规律、货币规律和经济增长规律缺少正确而深远的认知。

人的价值管理产业将来可能是最赚钱的产业，特别是在人民币产业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背景下，中国未来5-10年将出现以区块链为基础技术的「价值产业」，这个产业是由科技革命引起的价值函数的变化引起的，并且通过数字经济和通证经济，推动中国转向人类的第三次文明-科学社会，引发深层次的社会变革，这种变革将可能成为全球的标杆。

这种货币制度的传导机制有以下几个要点：1）用区块链的超级账户定义每个人的价值，并且生成每个人的价值大数据，这种大数据与每个人的收入函数大数据和支出函数大数据相互映证，并且通过市场生成每个人的通证。人的价值的通证，就是数字货币。2）区块链的共识机制拓展到市场中形成交易过程，每个人可以在市场上买出自己的时间使用权，简称「时权」，这种时权也是一种附加个人与时间印戳的区块链通证。3）用「区块链人的价值」创新数字货币，使货币成为发现价值、管理价值、创造价值、实现价值的工具，使货币的价值尺度功能与货币一体化，并且增加了货币的创造价值功能，并且从根本上消除了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4）实施严格而科学的准入制度和监管制度，防范与化解各种可能出现的风险与危机。

这种货币制度从机制上否定了美元为基础的现有的信用货币体系，使得全球免受美元霸权和「抽血」。由中国大型科技公司推广至全球，将对中华民族崛起产生关键性作用，并对人类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新的货币制度传导机制与中国现有的货币制度、经济制度、社会制度是高度相容并且可以相互转化的。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可行的。更为重要的是实现人的价值最大化实质是实现人的财富自由、精神自由和生命自由，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是具有普世价值的体系，可以化解中国与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矛盾。

2020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也是大转折的一年。年初爆发的全球性新冠病，还是在进行当中。它留给人们很多反思，最重要的是价值观的反思。必须认识到全球乃至中国的理论、制度、市场、社会都需要进行改革和开放。我们期待一个新的理论、一个创新的货币与经济制度、一个新的国家治理体系和社会制度、一个和谐、健康、安全的全球价值观和命运共同体，不再有病蔓延，不再有经济与货币掠夺，不再有「吸血霸权」，不再有经济制裁和贸易壁垒。我们期待一个「新世界」。

以下部分为文章附注：

市场失灵也叫市场失败，定义为由于信息不充分和信息不对称引起的道德风险、逆向选择和搭便车等问题，使得市场定价功能和资源配置功能失效。政府失灵是指当政府的信息水平小于市场的信息水平时，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是无效的。

信息化使得信息量迅速增加，而且信息熵迅速增加，如果不能更好识别和挖掘这些信息，缺少系统的科学的价值函数与目标函数，最终会沉没在这些信息熵中，出现系统巨大混乱，导致经济体死亡，现实中很多人和企业沉溺于此。

1929年大危机就是全球经济格局变化和金本位解体使原有价值函数发生变化，而胡佛政府认为当时的自由市场机制会自发解决这些问题，从而产生了严重的「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2007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也是由「金砖四国」崛起，改变了美国原有的价值函数和生产函数，加上金融泡沫产生「价值函数变异」，导致商品供需链条与金融链条双双断裂，爆发了全球危机。

科技革命引起的信息化浪潮和价值革命正在深刻改变世界，一个世界是进入信息黑洞，死守传统模式，重返恶性竞争，世界经济步入黑暗；另一个是我们期待的新世界，就是人类顺应科技革命，研究和认知新的经济与货币金融规律，从新认识新的价值函数和价值规律。科技革命使人类进入第三次文明-科学社会，第一次文明是原始社会，第二次文明是阶级社会，第三次文明是科学社会。科学社会是一个全新的世界，这里的科学在英文中是Ology一词而不是Sciense一词，前者是指一种文明状态与生态，后者则主要是形而上学的实证主义。

GDP是指一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NP则是本国国民的全球生产总值。GDP有2种计算方式，一种是产出法，是国内总产出减去中间产品；收入法则是全体国民的一定时期的净收入。在计算方法上传统方法是GDP=GICE。收入法则是GDP=RLRcRG。

对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评估是相当困难与复杂的。集中与货币政策中几个重要的变量与规律可能更有利于深入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其他问题只能是逐步的引申并研究解决的方案。表面看我们有序地根据各种常识对货币政策作出了各种安排，其码从现有知识看这些安排是合理的。一旦我们打开新的价值分析和新的信息体系，我们就会发现新的规律与价值函数，从而发现很多问题和解决方案需要思考，方法与结果距离新的世界相差太远。而中国更具有它不同于其他任何国家的问题、特点与规律。需要解决的是发现这些问题并且寻找解决的方案。

传统的货币政策数据主要来源于政府的统计体系，但是，政府失灵的情况下，政府统计部门很难准确取得这些数据。特别是中国目前的统计体系下，统计误差相当大，很容易使宏观决策出现失误。因此，我们把数据收集的工作转移给市场主体，并且把这一行为与市场竞争行为结合起来，使这些数据具有价值，市场就会有效准确及时地发现这些信息，从而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从我的研究经历来讲，基本上不能采用IMF的研究结论和研究方法。我参加过IMF的全球央行高级管理人员培训班，他们使用的很多研究方法根本不适合中国国情，比如生命周期曲线理论是该组织经常拿来分析投资与储蓄率的工具，但是他们忽略了各国的传统习惯和特殊的经济结构。中国是以家庭为经济的基本细胞，生命周期理论则仿照美国等发达国家以个人为经济基本细胞，这两种结构形成的生命周期曲线是非常不同的，一个基本上是正态分布，一个是线性向上的。中国及东亚国家的储蓄率一定是高于西方国家。

中国的GDP一直难以识别清楚，不仅仅是统计局的问题，而在于中国的特殊性，这个问题我早就关注到。中国的M2/GDP高达200%以上，明显与中国目前的金融深度不合，一方面分子M2可能被金融结构的问题高估很多，主要原因在于发源于计划经济的金融体系，以资本为导向的直接融资体系以及货币市场发育不足，导致中国金融结构以直接融资为主，从而使得大量资金集中于银行体系，甚至出现空转。另一个方面GDP由于种种原因又被低估。。

生产资料公有制对资产价格的影响是很大的，拓展到全球模式，影响其在全球的定价，我们很少看到西方国家的房地产企业在中国购地发展的。国外居民也很少愿意到中国购房。另外，中国的投资数据与西方国家也不同。因为投资的只是资产的一种使用权。同样，资本市场也是定价困难，作为上市公司的净资产只是一种使用权，更多的与使用方式与年限挂钩。

公共物品是指政府的公共设施，无偿提供给居民服务和消费的。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一块属于财政预算支付和转移支付。但是在中国，大量的国有企业也参与了公共物品的生产或者是「准公共物品」的生产。

迄今为止，中国的国家机关公务员的住房还是分房制。据说是新华社的机关食堂非常好，可以说每餐的食品超越英国中上家庭的水平。所以中国每年有数百万学生报考国家公务员，因为制制内与体制外差异太大。很多现象已经形成了「公务院贵族阶层」，而且官官相助，官官相互，使得很多家庭长期甚至代代享有政府红利。

举几个身边例子吧。我在北京，经常坐出租车，通过与司机交流、自己调查统计出，北京正规出租车有7万辆左右，而北京非正规出租车估计有15万辆，白色与灰色之比是1∶2。如果每辆黑车每年收入5万元，则每年总收入应在80亿左右，这还不算改装的三轮车等。北京的自行车烤白薯，估计有万人规模；北京的废品收购也有数万人；小产权房的买卖与出租更是规模惊人，有数据说有60亿平方米，相当于10年来房地产开发总量。最近，我去长沙3天，6次打车中有3次坐的是黑车，与司机们聊天，他们说，长沙正规出租车是六七千辆，而黑车有万辆。小小的橘子洲头就有7辆黑车。

在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由商务部负责分析统计，惯例是每季估计及统计一次。每次在发表初步预估数据(thepreliminaryestimates)后，还会有两次的修订公布(thefirstrevision&thefinalrevision)，主要发表时间在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国内生产总值通常用来跟去年同期作比较，如有增加，就代表经济较快，有利于其货币升值；如减少，则表示经济放缓，其货币便有贬值的压力。以美国来说，国内生产总值能有3％的增长，便是理想水平，表明经济发展是健康的，高于此水平表示有通胀压力；低于1．5％的增长，就显示经济放缓和有步入衰退的迹象。另外，美国的GNP非常大，美国有大量的跨国公司在全球生产，如果评估美国经济仅仅使用GDP这个指标显然是不够的。

《货币政策微观基础》是2010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陈学彬。《货币政策微观基础:中国居民消费和投资行为动态模拟研究》是关于研究「中国居民消费和投资行为动态」的专著，书中包括了：居民个人生命周期消费和投资行为动态优化模拟、消费和投资决策中的时间偏好与风险偏好理论研究、基于时变时间偏好的消费和投资模拟分析等内容。

传统经济学都是把商品价值或价格变量作为价值函数的主变量，这种函数模式有违价值本意。价值是一种对人的有用性，价值也是由人创造的。价值函数是一个连续的函数，这种函数改变了以往价值函数的三个断点：供给与需求的断点、市场与社会的断点、人与自然的断点。科技革命与信息革命最伟大的意义在于价值革命，特别是区块链技术与大数据技术使每个人的价值得以发现、管理与创新，并使货币与它的根本功能-价值尺度一体化，从而消除了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的可能性。货币是能够创造价值的，关键是什么货币。这个可能是新的数字货币最为重要的功能与意义。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有2个重要的问题，一是马克思求解价值也是从商品开始，认为劳动是商品的函数。二是由于时代技术的限制，马克思无法求解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并且采取了平均法处理，正是这一处理忽视了人的价值差异的重要性，陷入了平均主义。这也是后来很多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重要难题之一。

原有的生产函数p=f中，把劳动与资本分开，隐藏了这2个变量的相关性，在西方经济学的处理方法中也是采取对数指数法将k转变为I，这种转化加大了经济分析的难度与不确定性。如果按照人的价值单一变量计算，就可以规避这一问题，而且使生产函数和增长函数统一起来。更加深入的研究还会发现，人的价值函数模型具有的革命性意义在于它不再使用效用价值论进行微观经济学的瓦尔拉斯均衡研，而是在瓦尔拉斯模型的基础上导入区块链与大数据，并以此求解瓦尔拉斯均衡和菲利浦斯曲线，这个研究更加有意思。

传统经济学的重要弊端是它的非科学性，主要原因是其基础理论-效用价值论是主观的，人的感觉是无法计量的，这种理论把人类经济学的研究引入了「百年误区」。反思当前的很多理论都存在这种问题，需要认真反思。无论是亚当斯密还是马克思，他们作为理论家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是伟大的有价值的，但是，任何一种理论只是人类社会某个时点的一小部分，它们不足以成为教条和形而上学的依据，这2个理论正在影响着中西方的文化与模型，它们应该是不断被发展和改变的。

这个部分本人研究了「全金链模型」，即全球消费供应链与投资价值链模式，这种模式是微观的，市场性的，通过对个人消费数据与投资数据的市场化定价与资产托管，使这些数据变成生产资料，调动市场的价值发现机制和激励机制，求解宏观经济数据。在中国应该由政府的央企或者是国企介入，或者是政府通过服务外包的形式，让国内大型科技企业介入运营。中小企业作为做市商介入。

我们把这种文明叫做「科学社会」，因为牠的运转逻辑是科学的，是用高度发达的信息技术、区块链技术、大数据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计算出来的价值。从历史学的角度讲，人类将进入「第三次文明」-科学社会。第一次文明是原始社会，凭人的体力分配，第二次文明是阶级社会，凭人占有的生产资料分配，第三次文明是科学社会，凭科学技术市场计算的人的价值分配，这种价值可以是：通证。

兰德尔·赖特，当代货币主义领域最有学术影响的学者之一。现任威斯康星商学院的资深教授，兼任明尼波利斯和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的顾问，以及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是货币论、宏观经济学和劳动经济学，其在货币主义领域的研究有很强的开创性，是货币搜索理论最前沿、最主要的代表人物。兰德尔.奈特的研究认为：货币政策微观基础假设是，商品的生产和交换所基于的并不是无摩擦的瓦尔拉斯市场，而是时刻存在着「需求的双重匹配不满足」的情况，即在面对面交易的情况下，个体的消费偏好和社会分工决定了绝大多数情况下交易双方不能以物易物，我们称之为「搜寻摩擦」。在这样一个市场里，交易的进行显然会遭遇困难，这就需要某种公认的交换媒介使得交易更易达成，这个媒介便是货币。存在货币的情况下，即使你的交易对手不喜欢你手里的商品，你仍然可以用货币交换他手里的商品，因为他预期自己也可以用这种货币交换自己想要的商品。从博弈论看，这就构成了一个货币均衡，而相比无货币均衡，大部分情况下为双方会放弃交易。货币均衡使得每一个人都更幸福，因为交易变得更加容易。这时候，法定货币就内生地实现了正价值。

由此我们更应当关注2020年美国货币政策的重大变化，2020年3月16日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宣布，为了应对全球新冠肺炎病和股市暴跌，推出了5万亿美元和零利率的货币政策组合，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这些货币实际上按本文的观点将抽取全世界人民的「血汗」，并且为美国创造巨大价值，这是由于美元是世界通货，在新的价值理论下，它会无偿地占用全球各个国家人民的价值。

关于通证有各种不同的解释。本文所定义的通证是指人的价值凭证。对于通证经济已经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德国、英国都发布了国家通证经济战略。美国继推出了比特币、以太坊等技术通证以后，通过脸书正在研究推出取代美元的数字货币，结合美国目前的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极有可能就以Libra作为平台，创造人的价值通证，创造出数字美元，再统治世界货币100年。在这个模型中，更多的因素对中国有利，因为中国人多。所以未来的国际竞争是人的价值竞争和以此为基础的货币竞争。由此想到中国的数字货币设计一定要与人的价值结合起来。

如果说商鞅变法使秦国从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从而生产力快速增长，最终统一中国。那么，本文所称的变法将使中国从阶级社会过渡到科学社会，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将作出巨大贡献。

三大断崖主要是指金融与实体经济、人民币的价值与价格、房价与人民真实收入之间的巨大落差。

慕尼黑会议在讨论西方缺失的同时，实际上企图构筑合围中国的政策。欧洲一些国家也在探讨如何重塑西方。比如瑞典外贸大臣霍尔伯格邀请丹麦、德国、芬兰、荷兰、捷克五国贸易部长于2月18日在斯德哥尔摩开会。这次会议的背景是，法国、意大利甚至德国都在推动新一届欧委会实施更严格的贸易防御和更宽松的补贴政策，并培育更多重量级「欧洲冠军企业」与中国对抗。这些措施反映出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趋势，使欧洲自由派国家备受冲击。瑞典的倡议，意在重新唤醒欧洲的自由主义力量。

中国的货币政策包括四大目标：经济发展、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这四个目标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

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是研究人的价值还是研究商品的价值？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价值是一种对人的有用性，经济学是研究价值的，所以经济学是研究人的价值与价格。一旦人的价值或者价格被求解，商品的价格就是可以计算的。关键是解决了这个问题，经济学中的生产函数和增长函数都可以被求解。马克思在分析商品时也是把商品的价值分为使用价值与价值，实际上，人们更应该研究的是使用价值。科技革命所引起的信息化革命对于人类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人的价值可以准确地被计量与管理！这个价值函数的改变将对经济学理论、金融理论、货币理论产生深远的影响，甚至对人类社会的历史与历史研究产生重要的影响！

经济增长函数的目标函数是人的价值而不是商品的价值。这个转换的重要意义在于经济分析能够具有连续性，也就是说，生产商品是为了提高人的价值，同时，价值也是人创造的。2020年发生的新冠病对于人类的一个重要的意义在于实现这个增长目标的转型、价值函数的转型，这个转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新的价值函数中，货币与人的价值一体化了，不再有通胀和通缩，而且一旦人的价值与货币的价值尺度功能合一，充分就业就会使国际竞争力增强，实现国际收支平衡。

人类社会很多悲剧都是因为把自己套在一种「思维定势的笼子里」而自己浑然不知，甚至几代人不知。

根据本人研究，中国的经济发展还有6大红利：制度红利丶劳动力红利、科学技术红利、资源红利、国际化红利和生态化红利。

2020年初的新冠病引起的美国股市暴跌，美联储以此为藉口祭出了超级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对全世界财富的重新洗牌，需要引起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美国可以利用这一个机会，发挥美元的世界货币功能，在零利率的引导下并购全球资产，这个对于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将是灾难性的。这一点可以解释为什么落后的国家如南美、非洲、中东等国家总是越来越穷呢，就是美国利用市场机制和货币机制可以无偿的占有这些国家的价值。实际上全世界都是在为美国生产，但是美国现有总统并不满足，认为美国还剥削的不够，还是千方百计地打压这些国家。

我们现在的「中央大脑」很多细胞是移植的，特别是在理论上基本上受制于美国，在中枢神经上是不通的甚至是麻木的，例如我们一直想解决的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就是因为这个体系神经中枢在宏观与微观、政府与市场之间是隔断的麻木的。

信息化革命实际上迅速提高中国人的学习速度和劳动效率，科技革命可以推动中国一场深刻的「价值革命」，使中国人的平均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在5年之内赶上或者是超越美国。中华民族是勤劳智慧的民族，实现这个目标应该是可以的。所以，中国的经济发展不要设置GDP上限目标，甚至可以不考核GDP，但是一定要设置充分就业目标和人均价值目标。

就中国将要推出的DECEP而言，它的功能仍然是一种信用货币，而且只能取代部分现金，只是一种法定信用货币的数字化，不能够创造价值。这种设计在货币理论与价值理论方面是不足的，需要进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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