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密货币:加密经济学对治理的限制（上）_区块链

分布式账本系统的治理实践已经变得越来越多样化和中心化，同时保留了对加密经济学的承诺——使用经济激励来指导用户行为，并与加密技术相结合。在几年的时间里，加密经济学已经引入了自我治理。但对加密经济学的依赖也带来了对治理可能性的限制。借鉴早期对经济逻辑如何侵蚀民主的批评，本文确定了加密经济治理面临的具体限制。为了克服这些限制，作者认为，设计者应该将密码经济学包含在一种能够超越人类繁荣和共同利益的经济指标的逻辑中。

“传统货币的根本问题是发挥所需的所有信任，”匿名比特币发明者中本聪在宣布该发明的早期论坛帖子中写道——“信任”是指对银行、政府和其他各种“第三方中间人”的信任（中本聪，2009）。取传统货币而代之的是，中本聪提供了一个密码学和经济激励系统，使数字货币变得“安全”和“省力”。

十多年后，中本聪的创造丰富了人类自治的词汇，如工作量证明（proof-of-work）、股权证明（proof-of-stake）、链下（off-chain）、链上（on-chain）、自我主权（self-sovereignty）、全息共识（holographic consensus）、智能合约（smart contracts）、联合曲线（bonding curves）、乐观共识（optimistic consensus）、女巫抵抗（Sybil resistance）、二次方投票（quadratic voting）、治理代币（governance tokens）等曾经晦涩或不存在的术语。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数字资产现在依赖于这些行话及其所代表的创新。对于制度设计的观察者来说，中本聪奇异突变所产生的生物体中似乎正在发生寒武纪大爆发。

那么信任变成了什么？De Filippi等人（2020）总结说，虽然比特币及其后代的分布式账本技术没有完全摆脱信任，但它已经产生了一种新的“信任机器（confidence machine）”。从信任到信心的部分转变，将治理的负担从人转移到了技术系统，招致了治理系统设计的复兴。

对于正在进行的文艺复兴的所有成就，我建议对其可能性的反面进行审视。信任机器带来了哪些限制？当机构试图减少信任的空间时，哪些治理选择会消失？这台机器无法衡量什么？这些问题特别紧迫，因为分布式账本技术代表了一种预言性（prefigurative politics）（Leach，2013），因为许多从业者寻求取代和经济生活的制度基础设施（Dicker，2021；Faustino，2019；Swartz，2017）。如果区块链及其同类产品是未来社会的萌芽，或者至少是它的一些重要子集，那么它们将萌发出什么样的社会？

我把支撑比特币、衍生区块链和其他分布式账本技术的逻辑，用从业者的密语来形容，即加密经济学。行业出版物CoinDesk将这一“关键概念”定义为“考虑到经济激励和经济理论的应用密码学领域”——既不是抽象的密码学也不是经济学，而是两者在实践上的融合（Stark, 2017）。该术语与以太坊创始人Vitalik Buterin（Voshmgir & Zargham，2020）广泛相关，根据他的说法，“加密经济学从根本上说是关于使用经济激励与密码学一起设计和保护不同类型的系统和应用程序”（Buterin，2018）。

例如，比特币的加密数学确保了其账本上单位的人为稀缺性；这些代币的感知价值，反过来激励用户花费计算能量来执行被称为“工作证明”的昂贵加密数学。数学保证了经济的安全，这反过来又促使人们使用数学（Maurer等，2013；Babbitt & Dietz，2014）。

对于Buterin（2018年）来说，这与信任息息相关：目标是“通过创建系统来减少社会信任假设，在这些系统中，我们为良好行为引入明确的经济激励措施，并对不良行为引入经济惩罚。”传统的信任先决条件，如个人熟悉度（Luhmann, 2000）和有资质的专业知识（Giddens, 1991）在加密经济的风暴中逐渐过时。几年前，以难以理解的方式，诸如难以理解的分类帐地址和非稀缺数字艺术品的稀缺表示等数字人工制品已获得合法性，以至于人们认为它们具有价值（Buterin，2021b）。加密经济学正在以一种形式消亡官僚机构，并以另一种形式使其神化（Laul，2021）。文化和意识形态在这项技术的成功中发挥着作用，但加密经济学首先将它召唤出来，作为他们的粘合剂和用户最喜欢的谈话话题。

加密经济学中的经济学引发了一系列特定的焦虑。长期以来，批评者一直警告不要搞经济扩张逻辑，挤出了公共生活中充满活力的空间。从墨西哥南部的Zapatista叛乱分子（Hayden，2002）到William Davies（2014）和Wendy Brown（2015）等理论家，“新自由主义”对经济学指导社会所有方面的渴望代表了对民主治理和人类自身的威胁。Brown有言：

“新自由主义将人类的每一个领域和努力，以及人类本身，按照一种特定的经济形象进行改造。所有的行为都是经济行为；所有的存在领域都被经济术语和指标所框定和衡量，即使这些领域没有被直接货币化。在新自由主义的理性中和受其支配的领域中，我们都是经济人（homo oeconomicus），而且到处都是经济人（第10页）。”

对于Brown和其他新自由主义的批评者来说，经济的崛起意味着的衰落——即集体决定共同利益的空间和达到目的的手段。Brown继续说：

“作为一个经济框架，经济目的取代了目的，一系列的关切成为资本增值项目的一部分，或完全退去，或在被“经济化”时被彻底改变。这些问题包括正义（及其子元素，如自由、平等、公平），个人和人民的主权，以及法治。它们还包括与即使是最温和的民主公民实践相关的知识和文化取向。（第 22 页）”

市场看不到的东西，也就是不可想象和不可能的事物。如果市场看不到不断变化的气候，就没有动力对其采取行动。如果市场不会同情无家可归者，而如果我们学着成为市场希望我们变成的那样，我们也不会。

对经济学对的腐蚀性可能性的担忧先于新自由主义的术语。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58/1998）观察到古希腊民主思想如何将经济学视为与领域分离的私人事务。雅典的性别歧视、奴隶制经济使公民能够以相对平等的身份进入，他们的“前”基本需求已经得到满足，其民主可以远离私利和腐败。自由和值得信赖的公民意味着不受经济学及其灌输信心的方式的影响。纽带是信任的纽带。

Arendt对完全不同于经济的的表述，为我们在这里的目的提供了一个有用的衬托；让我在提到时指的是Arendt的某种近似用法。在经济人之前，机构是智人的领域。即使不能——而且可以说不应该——完全脱离经济生活，但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有能力注意和处理不太经济的考虑。例如，当一个国家的税收政策利用经济手段时，立法者通常必须根据公共利益的概念来合理化它，而不是为财务指标而优化。虽然很难不受自我利益的影响（Alston，2020），但家的自我保护等激励措施可以引入经济学本身所不具备的必要条件。

对经济学腐蚀的担忧，如Arendt和Brown的担忧，是否与加密经济学有关？David Golumbia（2016）有力地论证了这一点，承认许多区块链设计者及其系统与新自由主义教父Friedrich Hayek等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有亲缘关系。相比较而言，我对加密经济学所取得的成就更加钦佩，对其开放的可能性更具吸引力。然而，我们必须评估由激励机制构成的世界是如何提升我们的某些部分并压制其他部分的，使一些可能性看起来合理，而另一些则不然。很难想象像团结（solidarity）这样的重要行为，以及它所意味着的同胞之情和牺牲，会在加密经济学中出现；就像礼物一样（Mauss, 1925/2006），游戏理论计算的存在似乎会削弱亲社会行为的力量。蜂拥而至的推文“HODL！”——这是对“持有（hold）”代币的呼吁，希望召唤下一个牛市——是对团结的苍白替代；在加密经济学的成语中，最接近的同义词是“协调”。继哈耶克之后（并经常引用），这些系统的设计者似乎认为经济学是组织大部分社会的充分基础，与Karl Polanyi（1944/2014）的说法相反，后者认为市场是的下游。

同时，越来越多的分析将加密经济学及其相关技术解释为共同化的引擎，符合Elinor Ostrom的精神（Cila等人，2020；Fritsch等人，2021；Reijers等人，2016；Rozas等人，2021，2018）。这种方法有很多值得称赞的地方，因为由参与者管理的区块链似乎确实类似于公共资源。然而，在某些方面，加密经济学也类似于公地的反面：圈地，其中曾经是共同拥有的东西被细分为可拥有、可交易的资产（Federici，2004）。在加密经济学下，以前难以或无法买卖的东西，从加密计算能力到数字游戏中的房地产，都成为市场的基础。值得注意的是，加密经济市场依赖于某种人为的稀缺性，比如中本聪对比特币的供应限制为2100万个。更具侵略性的圈地和稀缺性的形式可能会随之而来。在过去，商品化的重大进展产生了奴役人类和征服原住民曾经共同的土地的市场。如果加密经济爱好者没有把他们改变世界的目标定得那么高的话，这种比较可能显得很危言耸听。

我通过对13个与治理有关的加密经济项目的参与者进行非结构化访谈来进行分析，这些访谈是通过滚雪球式的抽样过程选出来的；其中的引文是经过次级许可后使用的。在2020-2021年的牛市中，我还参与了对几个“去中心化的自治组织”（DAO）的观察，在牛市中，主要加密货币的价值达到了历史高点。根据这些遭遇，在下文中，我调查了加密经济学所呈现的新前景，随后分析了其新出现的局限性。最后，我概述了关于加密经济学如何通过纳入逻辑而成熟的假设，在逻辑中，经济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在治理中可用的运动范围尽可能广泛。我希望这些观察可以为未来的实践和实证研究提供参考；如果加密经济学遇到了它的局限性，那么未来的学术研究和创业都应该注意不要被它所限制。

我提出的论点既是规范性的，也是预测性的，尽管对于一项激发乌托邦愿望的技术来说可能是反常的：加密经济项目需要重新发现生活的旧习惯。这就需要将经济学笼罩在由主要不是经济性质的机构制定的规则之中，这些机构能够阐明、体现和发展对共同利益的共同理解。这一论点意味着，只生产信心机器而不培养信任的、永远不确定的工作是不够的。

本文加入了关于加密经济治理的不断扩大的文献。这些文献基本上同意，加密经济学引入了新的治理工具，其后果仍不确定，值得进一步研究。例如，加密经济学在实现更快速的增长和采用方面值得注意，比最近组织补充和替代货币的其他努力（Meyer和Hudon，2019年）；同时，分布式账本在公司或政府的控制之外积累了大量的价值，使得如何治理它们的问题变得紧迫，但超出了现行制度的范围。虽然目前还不清楚加密经济系统在未来的经济和社会中会扮演什么角色，但实际存在的实验包含了治理方面的创新，使人们对其持续产生兴趣（例如，沃顿密码治理研讨会，未定；El Faqir等人，2020；Wright & Law，2021）。

其中一些创新至少有可能包括：

几乎实时评估偏好的动态决策过程（Beck等人，2018；Reijers等人，2018）

传统或商业中没有的投票系统（Kar- jalainen，2020）

不同参与者之间的激励协调机制（Beck 等人，2018；Karjalainen，2020)

算法上的争端解决（Barnett & Treleaven，2018）

无许可的参与（Beck等人，2018）

广泛共享的问责制和利益分配（Beck等人，2018；Fritsch，2019）

自我强化的安全和审查阻力（De Filippi等人，2020）

不受外部控制或监管的主权（De Filippi & Wright, 2018; Duffy, 2017; Manski & Manski, 2018）

链上活动的透明度（Cila等人，2020）

治理的竞争性市场（Alston，2019）

为了至少说明其中的一些创新，我将简要地讲述最近三个加密经济治理的实践案例。

Kleros这个名字来自希腊语中的随机性，指的是雅典民主国家使用彩票来选择政府官员。它是一个建立在以太坊协议上的加密经济法庭。案例532提出的问题是“乔-拜登会不会赢得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该案件源于以太坊预测市场Omen，该问题在该市场积累了145万美元的交易量。答案的仲裁者是reality.eth，这是一个加密经济“神谕（oracle，也称预言机）”——指的是古希腊的另一个更神秘的特征——对现实世界的事件进行众包验证。神谕未能作出决定，因此该案件被提交给其预定的仲裁人Kleros。在那里，此事于2020年12月20日以有利于当选总统拜登的方式得到解决——在一群暴徒袭击美国国会大厦试图推翻选举的两周前，陪审团成员必须以代币为注才能参与。陪审员通过正确选择他们希望其他陪审员独立选择的答案，来获得奖励。这个过程实现了博弈论中的“谢林点（schelling point）”概念（Aouidef等人，2021；Dylag & Smith，2021）。图 1 Omen预测市场

这样的陪审团不进行审议，不共同寻求共同利益；其成员通过自我利益联合起来。在来到陪审团之前，案件的事实依据应该不是来自官方机构或受人尊敬的新闻组织，而是来自同样受到奖励要求约束的匿名用户。预测市场本身是以这样的假设为前提的：当人们在这个过程中获得或失去相当于金钱的利益时，他们会做出更好的预测。在这里，有关总统选举的已被彻底转化为一个经济集群。

The  Graph是一个促进去中心化网络的数据查询的协议。它是许多其他项目所依赖的一块加密经济基础设施，其GRT实用代币在2021年2月代表的市值峰值为 2,878,164,921美元，在2021年2月。The  Graph改进提案GIP-0002寻求对协议进行技术修改，以“为索引器索引奖励分离目标地址”。该提案的具体实施是在Radicle，一个去中心化的代码托管平台。讨论发生在一个基于Discourse的论坛上，在那里它获得了近两百条评论。按照GIP-0001中概述的程序，在Snapshot上进行了一次投票，该平台允许用户用其持有的代币进行投票；在2021年3月9日至3月16日期间，99.72%的GRT代币投票支持这一变化。该投票本身并没有约束力。3月23日，一个论坛帖子宣布，Graph Council，一个控制协议变化的网络参与者小组，将推迟实施，因为自投票以来提出了担忧。直到3月29日，该提案才真正被添加到协议中，随后的提案可以解决这个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图 2 snapshot的提案

The Graph没有像其他协议那样依靠直接的代币投票，而是使用了一个类似于董事会的调解层，即Graph理事会，协议的主要利益相关者团体都有代表在其中。在这种情况下，该提案有可能有利于一个利益相关者群体而不是其他人，而通过理事会的决定需要多个利益相关者群体同意。同时，“快照（Snapshot）”投票给理事会带来了压力，要求其执行代币持有人的意愿。

我让我的几个线人推荐一个可以加入的充满活力的DAO，而1Hive在几个名单中名列前茅。其网站声称“对于每一个人来说，蜂蜜（Honey）就是钱”。“1Hive”是一个“社区”，没有公司或其他法律实体的支持，它有自己的代币（Honey）、交易所（Honeyswap）、金融产品（Honeycomb）、章程（Community Covenant）和争端解决系统（Celeste）。蜂蜜代币（Honey token）在2021年3月的最高市值为29,135,127美元。决策是通过“信念投票”进行的，它将权力权衡给那些通过在一段时间内押注代币来表明一致偏好的参与者（Emmett，2019）。社区成员在Discourse论坛、Discord聊天室和Telegram聊天室进行交流，每一个都需要一个单独的账户。一个名为Pollen的系统根据用户在1Hive Discord、Discourse和GitHub空间的参与情况分配蜂蜜奖励。当我试图浏览这些术语并确定这一切的意义时，我在论坛上看到了一个3180字的帖子，“关于1Hive的一切都在一个地方”，详细介绍了让一个人的所有账户、钱包和代币足够有序地参与的必要步骤（Eth_man，2020）。这让我比较困惑，只能完成其中一部分。

图 3 1Hive 登录页面，正在考虑的提案列表

据我所知，这一点有双重含义。一方面，它是在卡通蜜蜂的庇护下的“金钱”。一种社区货币流经1Hive的平台，以鼓励亲社会行为。然而，社区公约将目标放在了较少的财务方面：“1Hive是一个由积极分子组成的社区，他们寻求建立一个更加自由、公平、开放和人道的未来。”Celeste的加密经济陪审团负责执行公约的定性价值（sacha，2021）。根据1Hive讨论中反复出现的口号，“为蜂蜜而来，为蜜蜂而留”。也就是说，尽管经济学在第一次遇到和探索1Hive时占据突出地位，但参与者将社区的主要价值理解为人际、社会和非经济。有趣的是，社区似乎确实充满活力。在充满模因的Discord中，我在网上的前几分钟交了一个新朋友。

在2017年的加密货币繁荣周期中，治理往往被视为一个问题，需要通过一个统一和可扩展的解决方案来解决。诸如Aragon、Colony和DAOStack等项目，由于密不透风的加密经济和用户友好的平台，着手成为治理各种网络的操作系统（El Faqir等人，2020）。到了2020-2021年的繁荣时期，加密经济治理已经成为现实，而不仅仅是一种意图。它也是零碎和分散的，发生在不同的和拼凑起来的工具中，许多提供的治理机制在传统机构中是不熟悉的。地下经济治理似乎并没有向单一的机制靠拢，而是分化为各种不同的、相互关联的过程。从Kleros司法机构到1Hive的各种社会大厅，经济激励存在于每一层，即使参与者阐述了非经济目标。Spacemesh的Lane Rettig说，“一路下来都是乌龟”——乌龟的意思是，加密经济系统坐落在更多的加密经济之上，等等（个人通信，2021年4月27日）。

发烧友们设想DAO有一天会重新组织企业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也许他们会这样做。目前的实践表明，这样做将意味着日常互动的彻底金融化。显然从事非金融活动的项目，如沉浸式游戏De-centraland和社交媒体网络Hive（不要与1Hive混淆），与它们的企业竞争者没有什么区别，只是沿着加密经济路线分配权力，并提供新的商品化体验手段。贿赂拉票（vote-buying），这种做法通常被认为是传统体系中的大忌，在加密经济设计中已经上升为一种艺术（Automata Finance, 2021; Buterin et al., 2018），表明在这种文化中，经济是的最好替代。

Cryptoeconomics也是一种“重叠的共识”（Rawls，1987），使具有不同目标和社会愿景的人能够一起工作。设计师们通过明显不偏向任何一组参与者的系统，以“可信的中立性”（Buterin, 2020）为目标来描述这一点。人们担心，偏离加密经济学会导致这种偏见，并赶走担心面临偏见系统的不利条件的参与者。

然而，正如The Graph的过程所表明的，加密经济机制只是故事的一部分。De Filippi & Loveluck (2016)指出，在早期的比特币社区中，有一种“看不见的”在发挥作用。个人关系、小集团、私人聊天组、仅限邀请的电话和其他“链外”权力流动的作用仍然很突出，而加密经济机制只是故事的一部分。在渴望“逐步去中心化”的早期项目中——即逐步将所有权和控制权从特定的创始人或公司扩大到更广泛的利益相关者社区（Walden，2020）——参与者执行加密经济学，即使它尚未完全统治，因为加密经济学是信心机器的引擎。当机器尚未完全运作时，加密经济学的表演可以产生信任，直到信心大概取代它们。

在加密经济设计者中，人们也可以找到对较少经济逻辑的渴望。Orca Protocol的顾问和Aragon的前雇员Maria P. Gomez Gelvez认为，“DAO更接近于一个国家而不是一个公司”（个人通信，2021年5月20日）。Graph团队拒绝简单的利润最大化的目标，而支持更有容量的利益相关者治理（Ramirez, 2020）。Gitcoin的创始人Kevin Owocki在推特上写道：“ETH/Defi背后的动力有一个比利润更重要的目的。”他用“公共物品”的经济概念来描述Gitcoin的目的，这些物品往往在市场视野之外（Owocki, 2021）。后来在同一条推特上，他补充说[原文如此]，“我只希望我们不要让人们失望+真正创造持久的利益[心形表情符号]。”以太坊创始人Vitalik Buterin曾感叹“财阀制度仍然是坏的”，尽管它在包括他自己的加密经济系统中普遍存在（Buterin, 2018）。他还呼吁，除了简单的代币持有之外，还要有确定社区成员资格的方法（Buterin, 2021a）。然而，他坚持认为，“答案就是我们一直在说的：加密经济”（Buterin，2018）。

如果一个治理系统的目的是使参与者能够拥有尽可能多的自决权——我希望这是一个可以容忍的过度简化——那么，任何抑制自决权的因素都会成为一种限制。如果一个治理系统在解决问题的能力上面临着严重的限制，那么它是多么值得信任或信赖？

本节的目的是确定依靠加密经济学目前确实或可能招致的对治理的限制。我回顾了几个明显的限制。这些反映了加密经济系统被广泛认可的属性，它们是积极发展的场所，随着实践的发展可能会被解决。但就目前而言，我认为这些限制表明，关于经济学对民主治理的腐蚀作用的旧有担忧也与加密经济领域有关。

这些限制的根源是加密经济学对人类用户的身份和完整性视而不见——这是一个持久的，但不一定是永久的条件。在大多数前数字和经济治理系统中，识别参与者并不是一个存在的问题。困难出现在边缘情况下。欺诈，可以通过威胁要惩罚它的法律来尽量减少。当公民的姓名或性别识别发生变化时，当局可能没有简单的程序。越过边境的难民可能会遇到身份识别问题。但许多人发现，他们可以把基于政府的身份基础设施视为理所当然。占主导地位的互联网平台也开始将用户的性身份纳入其系统，或直接（如要求政府颁发的身份证明）或间接（如通过银行账户或电话号码）。

密码经济学通常寻求避免对政府等中心化机构的依赖。对于分布式账本系统的开发者来说，代表参与者的身份是一个长期问题，这正是因为密码学如何掩盖其用户，以及经济激励如何奖励行为。一个常见的焦虑是“Sybil”攻击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用户可以通过伪装成许多用户而获益（Conte de Leon等人，2017）。这种攻击可能很容易，也很有破坏性。一些应用程序可能需要用户通过多种方式验证他们的身份，例如在社交媒体账户上发布代码，制作自己的视频，并提交生物识别数据。在加密经济背景下，人的身份不能被视为理所当然，而且建立人的身份会产生成本。例如，忍受复杂的身份验证过程，可能会阻止积极性不高的用户完成入职过程，从而减少采用。

对于许多区块链爱好者来说，不依赖个人身份是一个特点，而不是一个错误，在隐私和无许可参与方面提供了优势。加密经济学还可以产生改进现有选择的识别协议，例如通过基于网络中其他人的声誉和相互证明的“自我主权身份”机制（Tobin & Reed，2017）。这种方法可以让用户对他们如何代表自己进行前所未有的控制，并可能不太容易受到政府的胁迫或崩溃。但加密经济学还没有提供一种广泛采用的识别独特的人类用户的手段。因此，对经济单位的控制，而不是基于人格的单位，仍然是治理的基本逻辑。如果人的身份仍然具有内在的重要性，就会对治理提出挑战。

本文受益于读者的慷慨反馈，包括 Eric Alston、Eva Beylin、Vitalik Buterin、Paul D'Aoust、Joel Dietz、Alexander Lange、Mario Laul、Eugene Leventhal、Harry McLaverty、Auryn Macmillan、Kelsie Nabben、Brandon Ramirez、Lane Rettig , Julia Rosenberg, Sacha Saint- Leger, Jeremy Sklaroff, Lana Swartz, Michael Zargham，特别是本期特刊的编辑和其他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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