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T:从996.ICU到公地治理难题_BOON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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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6.ICU和公地治理，其实是本质上有联系的问题。

文｜王小帆

近期，中国码农圈爆发了线上运动996.ICU。具体就不讲了，随便搜索就知道这个事情的由来。这种实质上是个体和组织间的关系矛盾，是人类社会有了经济活动以来就存在的。

996.ICU其实是信息时代经济活跃的一个缩影。数字经济仍然具有巨大潜力和能量，它吸收的资源和智力比其他产业要多得多，竞争也非常激烈。作为竞争主体，IT和互联网公司求生存发展，就必然寻求穷尽它们手上的人力资源。这是996.ICU的一个大背景。当然，在很多行业，其实都有类似的问题，只是它们没有这么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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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19世纪开始的争取限制劳动工时的工人运动是一脉相承的，996.ICU强调的是humanity以及公私的界限。这种呼吁与市场经济如何共融，这会不会是一个难以调和的矛盾？IT公司高薪聘请程序员，投资银行高薪聘请分析师，律师事务所高薪聘请律师等等，当然希望被雇佣者尽可能地创造价值，至少超出为你付出的成本，这个雇佣关系才可能迈向和谐。而在劳动力总体还不算昂贵的时代，劳动力市场是买方市场，公司占有较高议价能力，因此被雇佣者处于劣势。随着人力成本逐渐上升，这种关系会走向比较平衡的状态。但在所有资本主义社会，这个问题都不同程度地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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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6.ICU显然是一个公私界限不够明晰所折射出的问题，虽然它的存在有自身的经济背景，但它仍然是组织侵占个体价值的某种体现。但这并不是一个永恒的难题，随着经济社会逐渐发达，雇佣关系的制度化会形成一种社会文化，这个问题就会渐渐消缓。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公地悲剧却是一个个体侵占公有资源的问题。如果存在一个可以刻画公私强弱关系的光谱的话，996.ICU与公地悲剧就是处于这个光谱的两个相反位置。

公地治理难题是一个经济学难题。美国生态学家和哲学家加勒特·詹姆斯·哈丁最早于1968年在《科学》杂志发表了一篇探讨“公地”主题的文章，自那以后，”公地悲剧”就引申为在任何领域，只要许多个人共同使用一种稀缺资源，环境的退化就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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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地治理难题是最早在畜牧业上获得阐述，但在诸多社会领域都可以发现。凡好处归个人而成本由集体承担的地方，就潜伏着公地悲剧：二氧化碳的排放无度、乱砍滥伐树木、水污染、灌溉无节制、无线频率的过度使用、公用厕所的脏乱差，太空垃圾不回收、“大而不倒”的银行等。

如今公地悲剧也出现在开源社区上。以太坊社区治理就呈现这种趋势。由于开源社区的开放性和自愿性，一方面它天然具备理想主义，能够形成对有智识人士的感召，因此开源社区在开始之初通常都非常活跃和极富创造力，但另一方面由于它无法产生垄断利益，资本难以进入而实现自身目的，因此开源社区很难引入人类关于产权问题的制度智慧，就容易产生公地悲剧——不仅在资源上，也在智识成果的占用上，开源社区无法制止盗窃者和自私者占用资源和成果，也无法有效和及时地回馈卓有成效的成员的贡献。

什么是治理，很通俗来讲就是两方面，一是阻止人们做坏事，一是激励人们做好事。从形成治理的逻辑上讲，首先是制度设计，然后是执行，最后形成文化。对私有产权或者说公司组织的治理，人类已经产生良好有效的治理智慧；对于国家的治理的探索，也已经有比较成熟和稳定的成果。

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在其1990年出版的《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中提出了公地治理的三种模式，利维坦、私有化和自主管制。

利维坦和私有化，显然对应两种不同的治理制度文化；在这一视角上，它们其实是同样有效的，与意识形态的高下之争有很大的不同。而它们是否奏效，依赖于不同的前提。

一个利维坦治理的经济系统，或者说赋予一个中心组织以强制性权利来产生控制资源分配和使用的方案，对这个中心组织有极高的要求。

如果一个中心组织能够准确地知道资源的总量、明确无误地安排资源的使用、监督各种活动并对违规者实行成功的制裁，那么中心机构确实能够形成一个效率最优的均衡。

这要求一个中心组织必须成为经济系统中的全知全能者。而这些假定条件在现实中却难以实现，或至少目前为止没有稳定成功的案例。

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向我们展示了私有化方案的强大力量。在所有容易进行产权分割的领域，私有化都可以激发人们创造经济的活力。成熟的产权制度提供了成本越来越低的方法使人们清晰地划分领地并进行维护、租赁和交换；金融制度的成熟使私有化和利维坦在治理上进行进一步的融合，政府作为监督和制裁制度的主要执行者有机地进入私有领域，保证私有化持续释放最大活力。

但私有化的一个问题是许多公地资源无法被分割。对于这些利维坦无能为力而又无法进行私有化的领域，我们是不是束手无措？

在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书中，著名的“自主治理和多中心治理”理论得到系统表述，其核心思想是试图寻找到一条在国家和市场之外的第三条道路。她提出，如果公地可以制定一系列的规则，所有参与方都尊重这套规则、同时坚持遵守这套规则，那么公地就能创造价值。

然而，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例子主要是聚集在小型团体上。当公地规模扩大时，这套方法很难进行大规模扩展。简而言之，埃莉诺教授的多中心治理的核心条件是相互信任，而在不同的经济系统中要形成相互信任有不同的路径，其复杂度也会随着规模的扩大而上升。

这对于提倡去中心化治理的区块链社区来说，是一个需要不断深思和探索实践的问题。

中本聪通过比特币创造性地发明出第一种只要遵守去中心化的治理规则就能获得奖赏的系统，人们不需要保持非正式关系和本地化信任，这套监管治理模型就获得自然生长。然而，比特币信仰者认为比特币经济机制解决了博弈理论难题，还是乐观得早了一些。POW共识机制已经使比特币经济系统坍缩成了多中心化的系统，而这套治理模型在众多公地领域也出现了扩展性障碍。

相比之下，深深扎根于建立结构复杂的社区信任要难得多，也会更加伟大，而目前我们还没看到足够令人兴奋的实践。不管如何，制止人们施行恶行和不作为来损害系统效率是最基本的前提，而激励人们做出不同层次的贡献并从系统获得回馈，则是进一步的治理。

我有信心，以加密货币为基础的治理会继续提供解决公地悲剧的方案，像股票市场驱动公司大规模扩展那样，驱动公地大规模扩展，创造出巨量的新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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