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微博上有这样一条热门。
我觉得人这辈子还是要去北京待几年,最好是上大学在北京读书,当然不只是因为它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教育资源,还因为这是个能提升生活幸福感的城市。
就是只要你在北京生活过,以后再去其他任何城市生活都会觉得比在北京幸福。
一个在外地住大别野的朋友也十分疑惑,为什么这么多人非要挤在北京,大农村,物价贵、交通拥堵、压力大、人的戾气也大,毫无品质的老破小动辄10万每平的高房价……
我觉得他们说得都有道理,对于普通个体而言,的确如此,北京并不是那么友好,但这并不是全貌。
对于另外一部分人而言,北京就是天堂,纵使房价物价再高,他们也不会离开,或者说离不开,因为这里都有其他城市没有的东西。
上海、深圳同样发达,甚至在某些领域发展速度更快,生活成本更低;成都、杭州在手游、电商、网红经济等方面发展迅猛,环境舒适…… 但从宏观上看,他们都无法取代北京,以及无法超越北京。
北京是中国意识形态的中心。
意识形态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解释世界的方式,它赋予人以认同、尊严和道德,在危机时刻,让人可以超越现实利益,将所有人团结在一起。
这是所有现代化高楼大厦都无法取代的城市内核。
那么如果你能理解这一点,那么也可以试着去理解,当面对更快成本更低的新公链,以及各类侧链时,以太坊及Layer2的竞争优势所在:
智能合约战争中,意识形态是真正的核心竞争力。
了解DAO(去中心化自治组织),应该有听过《海星与蜘蛛》一书,在作者看来,去中心化网络的海星,远比比中心化结构的蜘蛛更强大。
蜘蛛,它的智力集中在大脑,只要你把蜘蛛的头去掉,蜘蛛就会死亡;而去中心化组织就如同海星,海星根本就没有头,它的智能分布在身体各处,一旦你打掉它身体的一部分,那个部分甚至可能自己再长成另一个海星,所以杀死海星比杀死蜘蛛困难得多。
美国财政部副部长:财政部正与美联储一起研究CBDC:金色财经报道,美国财政部副部长Justin Muzinich今日发表讲话时表示,财政部正在与美联储一起研究一种与美元挂钩的潜在中央银行数字货币(CBDC)。Muzinich称,美联储和财政部也是评估数字货币的国际工作组的一部分。他认为,使用分布式分类帐显然具有效率优势和成本优势。Muzinich还表示,美国和欧洲必须合作规范加密货币。[2020/10/8]
他们将去中心化网络描述为具有 5 个重要属性,其中之一就是意识形态。
是什么吸引成员加入组织?并非只是因为可以免费取得东西,而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这类组织的黏着剂。
自比特币开始,加密货币的世界里,最核心的意识形态只有一个——去中心化,权力下放。
所有试图挑战比特币地位的竞争币都失败了,因为他们从属于比特币的意识形态,单纯靠算力、资本、口号……都无法对比特币购成威胁,公链战场同样如此。
“以太坊杀手”层出不穷,都试图用效率更高、成本更低、用户友好作为叙事主线瓦解以太坊的优势,但效率上的优势实质上却是以牺牲去中心化程度为代价。
比如,一些公链对成为验证节点有一套严格的硬件要求;有的公链节点偏少;有的公链验证节点大多属于其利益相关方……
当被问及这些公链关于去中心化的担忧时,通常得到关于实用主义的回答。在不少挑战者看来,平衡极端"去中心化 "与效率是性价比最高的做法,减少节点数量或集中验证者可能不是完全的去中心化,但在实现效率增加和低成本的同时,也做到了一定的权力下放,那何乐而不为呢?
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这并不能让他们胜出。
以太坊拥有其他公链无法大肆宣扬的东西——对去中心化意识形态的坚定承诺。以太坊最高时大约12000个节点不需要特殊的硬件来参与,也并不是由以太坊基金会去控制大多数。
真正的信仰者不会为了追求快速、低成本,而在去中心化方面进行退让和容忍,这种对意识形态的毫不妥协的信念正在推动大量的创新。
因为,我们看到了Layer2,如果没有去中心化意识形态的坚持,那么Layer2似乎也没有存在的必要,牺牲去中心化,自然可以获得更快的效率,比如各类侧链。
DeFi,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的选择,比如一些纯粹主义者或者头部DeFi协议拒绝在以太坊之外的网络开发任何应用,这种坚守极大地拓宽了以太坊网络的护城河。
而在东西方,对意识形态坚守也有所差异,以太坊创始人 Vitalik 去年年底接受采访时,表示,“在美国和欧洲,人们谈论区块链,更关注意识形态,关于自由、去中心化和开源。而在亚洲,人们更重视应用,喜欢讨论加密货币和用代币做事的项目。”
所有试图挑战以太坊的新公链,都必须意识到,技术上的进步其实是最简单的,意识形态上的超越才是最难的,如果只是在以太坊建立上的意识形态下去挑战以太坊,那么最终只能成为一个“卫星城”,承接以太坊的流量溢出。
同理,目前以太坊要去挑战比特币也依然困难,因为整个去中心化的意识形态就是由比特币建立起来的,论实用主义,以太坊是比特币的一百倍,但在意识形态上,以太坊却是从属的状态。
但除了去中心化的意识形态,以太坊依然在发展自己的意识形态。
以太坊通常被定义为一个共享的世界计算机,是基础设施,如何组织与应用自己取决于个体,以太坊并不是无政府主义的倡导者,不从事对抗国家的业务。
从政经哲学上来说,以太坊最接近埃里克·A·波斯纳和E·格伦·韦尔的“激进市场”理论:更激进地去扩大市场,用市场本身的力量去完善市场。
Vitalik 在读完《激进市场》后大有所感,特地撰写了读后感《On Radical Markets》,18年9月,Vitalik 和《激进市场》作者之一 格伦·韦尔 共同发表了一篇长达 40 页的论文《自由激进主义:社会公共物品配置方式的一般性原则》。
后来,在Vitalik的诸多想法以及以太坊生态的尝试中,均可见激进市场理论的身影,比如哈勃格税和QV(二次方投票)。
哈勃格税的核心规则主要是:(1) 为私人拥有的财产公开一个标价,并每年提交根据该估价某个百分比的税;(2)市场上的任何人都可以按该公开标价从你手中购买该财产。
在该规则上,如果标价过了,交税要交更多;标价过低,别人可以轻易买走你的财产,从而趋势价格处于合理阶段,这并不是依靠行政力量,而是市场博弈。
2019年,Vitalik 提出这样一个想法:用哈勃格税重塑ENS域名交易,后来在ETHLondon 黑客松上有团队用这样一个 Demo 赢得了 ENS 奖励计划的第一名。
比如QV(二次方投票)本质上是一种崭新的经济学探讨:能否使用市场的力量定价投票权?
如果不依赖于多数制,即一人一票这种可能造成多数人暴政的方式,也不依靠代表制等易于操纵的方法(类似于专攻摇摆州来争取更多选举人票),是否可以引入市场方法,即第一张赞同票的成本为1张票,第二张赞同票的成本则变为4张票(2的二次方)呢?
后来,这种理念通过Gitcoin的二次融资机制进入以太坊生态,在这种机制下,较小的投票者被一个大的池匹配,以确保基础设施融资的分布是多样的,并反映整个社区的意愿。
总体上,激进市场无论是在世界观还是方法论上都影响着以太坊,这也是有别于比特币意识形态的关键。
最近看《觉醒年代》,感慨于意识形态的斗争才是最根本的斗争,最惨烈的瓦解是意识形态的瓦解,最伟大的胜利是意识形态的胜利。
国家、城市乃至公链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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