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嘉明：现代化的脆弱和现代性的反思

2月14日，零壹财经·零壹智库与数字资产研究院、苇草智酷联合举办了以“现代化的脆弱和现代性的反思”为主题的线上沙龙活动。

数字资产研究院学术与技术委员会主席、苇草智酷创始合伙人朱嘉明，数字资产研究院理事长黄江南，苇草智酷创始合伙人、信息社会50人论坛执行主席段永朝以及数字资产研究院学术与技术委员会委员、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等嘉宾进行了主题分享。零壹财经·零壹智库创始人、数字资产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柏亮担任活动主持人。

朱嘉明教授以《现代化的脆弱和现代性的反思》为题进行了线上分享。他认为现代化之所以会持续地伴随着脆弱性，主要是因为其具有系统性、复杂性、耦合性、放大性和加速性等属性。人们面对以上的现代化属性，其认知、反映、选择和决策的能力是滞后的，甚至会发生变差。

他提出，医疗行业之所以成为第三产业中的脆弱行业，是因为供给和需求的错位。此次抗击“新冠肺炎之灾”，将加速健康医疗产业现代化，可能推动和逼近现代化与福利化的融合，催化全民福利经济的到来。

以下为朱嘉明教授分享全文（经讲者确认，有删减）

为什么今天晚上“线上沙龙”选择 “现代化的脆弱和现代性的反思”这个主题？是希望将我们正在处于对抗“新冠肺炎之灾”的过程，置于更大的历史视野下加以认知和讨论。当然，“现代化的脆弱和现代性的反思”，其实是一个大题目，有不同学科训练的学者，有不同的阐述角度。我主要是从经济学家的角度。

我讲这个题目，相当于做一个命题作文，我不仅近日与柏亮做过讨论，也在十天前与段永朝老师做过电话交流。我做了必要的功课，提纲多次更改。根据我准备的提纲，包括了以下七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如何对现代化过程的脆弱性加以分类？

在当代世界，人们都目睹和经历过现代化过程，都会看到和承认现代化的双重性：既存在正面的、积极的和强大的一面，也存在负面、消极，特别是脆弱的另一面。

这就涉及到现代化的脆弱是怎样表现的，如何在方法上对其脆弱加以分类，尽管这样的分类很可能是比较粗糙的。我把它分成技术的脆弱性、基础设施的脆弱性、制度的脆弱性、管理的脆弱性。

第一，技术的脆弱性：相关事例，在日常生活中或者是高科技层次上，俯首皆是。例如，马车代表着前现代化，飞行器代表着现代化，飞行器相比较于马车，尽管在承载能力和速度方面有多少优势，其太多方面的脆弱性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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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基础设施的脆弱性：可以比较传统驿站、传统邮政系统和互联网系统。关于互联网的优势很多，但是，互联网可能遭受计算机病的侵袭，或者海底电缆受到破坏，都会导致大面积的、甚至整体性的瘫痪。这些都是互联网中挥之不去的威胁。所以，互联网需要极高的成本加以防范和保护。传统驿站和邮政系统也会遭受破坏和攻击，但是难以发生整体性瘫痪。

第三，制度的脆弱性：这里仅仅举一个例子，一个封闭的农贸市场和全球的资本市场相比，后者一定是比前者脆弱的。因为支持一个封闭的农贸市场的制度，买方和卖方的数量和交易模式，一目了然，即使关闭，损失可以控制；而支持全球资本市场的制度不可能一目了然，一旦发生任何闪失，都可能造成危机，后果不堪设想。1995年，一个普通的证券交易员导致了拥有230年历史，资本实力强大的英国巴林银行倒闭，引发东京股市英镑对马克的汇率跌至近两年最低点，伦敦股市也出现暴跌，纽约道·琼斯指数下降了29个百分点。这个事件证明资本市场的成熟制度，不足以消除其脆弱性。

第四，管理的脆弱性：最明显的是对一个乡村的管理和对一个大都市的管理，是完全不同的管理。对于现代都市的管理，从公共卫生、城市交通到商品供给充满了脆弱环节。至于一个“现代前”作坊的管理和一个现代工厂的管理，后者存在着明显的脆弱性，生产线的脆弱性远远高于单一机械和机器的脆弱性。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现代化会持续地伴随着脆弱性？

现在需要回答为什么在现代化过程中，会持续地伴随着脆弱性？这是和现代化包含的特定属性联系在一起的。有如下的属性，它势必带来脆弱性。

第一，现代化与系统性。所谓系统性可以分解为整体性、结构性、互联性、有序性和动态性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其中的整体和不可分割的特征，牵一发而动全身。

第二，现代化与复杂性。现在，人们开始越来越重视所谓复杂科学。现代化过程就是复杂化范式演化的过程。复杂范式的核心是自组织主体的多元化，自组织主体关系交叉。超越经验。排斥中心控制。当然导致脆弱性。

第三，现代化与耦合性。耦合性既有电子科学中所说的狭义耦合性，也有是技术、经济和社会范围内的广义的耦合性，形成数据、介质等各种耦合的集合。

第四，现代化与放大性。时空交叉，人与社会，以及不同的体系交叉，多元渗透、溢出，从一个体系到另外一个体系的传递，形成放大机制。

第五，现代化与加速性。今天，世界是全球性的，不论物质创造，技术进步，精神创造，都呈现为指数级增长。所谓的摩尔定律和梅特卡夫定律的存在，就是证明。人类早已告别各类事情的变化以世纪为单位的时代，进入以月甚至以天为单位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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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值得注意的是，人们面对以上的现代化属性，其认知、反映、选择和决策的能力是滞后的，甚至会发生变差。或者说，由于现代化是超越经验，甚至超越人们的“理性”，所以在人的自身能力和人所主导和推动的现代化之间，存在差距。这种差距加剧了所谓现代化的脆弱性，凸显现代化的脆弱性。

第三个问题：现代化与社会（经济和产业部门）的脆弱性是怎样关联的？

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在具有优势的产业部门与相对劣势和脆弱的部门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如果将现代性和产业结构的演变结合在一起，看的就很清楚，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结构性演进，先是第二产业现对于第一产业比重的提高，之后是第三产业现对于第一和第二产业比重的提高。之后形成短期的均衡。但是，很快发生失衡，并形成新的脆弱部门和行业。

以中国第三产业为例：目前第三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已经接近60%。也就是説，按照三次产业的比重而言，中国已经进入到准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是，如果深入分析中国第三产业本身的结构，不难发现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因为，中国的健康医疗产业在第三产业中的比重偏低，属于第三产业中的脆弱行业和短板行业。

总之，经济发展会导致旧的脆弱部门和行业让位给新的脆弱部门和行业，在改变旧的平衡之后，形成新的不平衡，显现出产业结构中的脆弱部分或者短板部分。在中国现阶段，特别是在此次对抗“新冠肺炎之灾”的过程中，充分显现了健康和医疗产业的脆弱性。

第四个问题：为什么医疗行业成为脆弱行业？

健康医疗行业自古有之，它作为一个产业则是现代社会，特别是20世纪后半期现代化过程中的事情。这是因为，当人类基本上解决，或者是大面积解决衣食住行，也就是解决了马斯洛的第一层次的生命基本需求之后，原本被温饱所掩盖的的健康、生命质量、生命长度，开始成为了人类的第一刚需。这个转变开始从发达国家开始，之后蔓延到发展中国家，现在是全球性的。这是从很宏观的角度上来讲的。

如果从经济学的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分析，可以更为清楚地看到健康医疗行业何以成为世界性的脆弱性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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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医疗行业的需求，是全人类、高频率、超地域的需求，而且是与人口同步增长、且稳定扩张的一种需求。中国14亿人口，每年人均看病次数是5.8次，也就是5.8次乘以10多亿人口，这是一个天文数字的、巨大的需求，而且是会继续扩张的需求。

健康医疗行业的供给，需要巨额的资本投入，科学技术含量极高，并有公权力介入，所以是国家和教育、科研、企业，以及金融保险机构协调的复杂系统。支撑医疗产业的供给方面，和其他浅层次的第三产业相比，是完全不同的，例如和餐饮业是完全不同的。

因此，在医疗行业中，从需求方面而言，是无限增加的个体，以无穷增长的速度的一个集合；而从供给方面，则是由多方面复杂系统的协调才能满足的供给。其脆弱本原来自于需求和供给的错位。

用另外一种语言描述，可以把今天的真实世界理解成两个世界：一个是健康世界，一个是非健康世界。或者存在两个人群，一个是健康人群，一个是非健康人群。只有用健康和非健康的划分，才能彻底超越制度、社会等级、性别、年龄、教育、文化的限制。所谓的健康医疗行业，就是实现这两个世界和两个群体的均衡关系的行业。

第五个问题：为什么现代化与福利制度走向融合？

现在讨论为什么现代化与福利制度走向融合？这是因为医疗行业的发展，既是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福利制度的前提。医疗行业成为推进或者逼近现代化与福利化、福利制度融合的最大动力。

在现代经济学中，福利制度是重要研究对象。福利制度包含着很多内容，但是，几乎所有国家都是把公共卫生、健康问题、解决民众疾病问题，作为福利社会的第一项内容。

北欧国家或者是欧盟国家的福利制度，首先体现在看病不要钱，保证医疗资源足够的供给和医疗资源分配的公正。美国不属于福利国家，而是典型的市场制度国家。但是，如何在美国建立全民医疗保障制度，推动医疗制度改革，已经成为国内的核心问题。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推出旨在 “广覆盖”和“低成本”的医改方案，最终目的是为美国全民提供“可以负担得起”的医疗保险。但是，随着特朗普成为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医改方案搁浅。可以肯定，医疗保险制度的改革，势必是美国家和政府继续面对的最大现实课题。

从经济学的立场看，不论是福利国家，还是非福利国家，健康医疗行业的现代化，以及与福利制度的结合程度，最终取决于一个国家医疗行业占GDP的比重到底有多大。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2016年资料，世界卫生组织来分析，世界医疗行业占GDP的比重分类是：高收入国家的比重是12.59%，中上等收入国家是5.85%，中等国家是5.42%，低收入国家是5.38%。中国当时的统计数字是4.98%。这个数字需要更新。一些资料表明，在过去三年中，中国的这个比重已经上升到了6%。无论如何，这个数字需要更新，需要更加精确。

但是，有一个现象是值得注意的，就是医疗行业在GDP中的比重超过10%以上的国家中，除了美国、德国、丹麦、瑞士、葡萄牙、法国等发达国家之外，还包括了着像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布隆迪、东帝汶、波斯尼亚、哥斯达黎加、博茨瓦纳等这些发展中国家，甚至是处于非洲地区的低收入国家。

全世界会存在这样的一个趋势：医疗产业现代化和医疗制度福利化。不论是医疗产业现代化，还是医疗制度福利化，都需要扩大医疗科学研究和教育机构，将公共卫生系统作为现代社会基础结构的组成部分，需要国家主导的持续和大规模投资。为此，需要以医疗产业作为推动力，实现向福利社会的转型。

第六个问题：为什么当下的抗击“新冠肺炎之灾”可能提供全面转型的历史契机？

此次抗击“新冠肺炎之灾”，加速健康医疗产业现代化，可能推动和逼近现代化与福利化的融合，催化全民福利经济的到来。为什么强调转型，因为自非典之后，“风险社会”走向常态化。2013年，一位叫胡百精的人士撰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风险社会、对话主义与重建现代性：“非典”以来中国公共关系发展的语境与路径》，提出这样一个观点：“非典昭示了现代性危机和风险社会到来”。

可以将此次抗击“新冠肺炎之灾”作为化被动为主动的全面转型的契机。具体说：

第一，产业转型：将健康医疗产业作为第三产业的核心产业。它涉及到教育、科研、政府、市场所有的行业。它当然会引起一系列产业链的根本性的变化。

第二，医疗卫生体系转型。

第三，制度转型：加快全面医保、准福利社会步伐，实现医疗资源合理分配。

第四，空间转型：改变超大都市化趋势，缓和都市圈继续扩张态势，改变都市管理模式。

与2003年对抗SARS的北京比较，需要注意到，在2003年的中国，人均GDP是1200-1300美元，现在的人均GDP超过了1万美元。这样的变化，为中国完成这样的转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物质基础。

第七个问题：为何当下需要反思“现代性”？

关于“现代性”的反思，并非新问题。在1980年代，在西方哲学界就有过以法国的福柯为代表和以德国的哈贝马斯为代表的争论。应该说，他们的争论至今还有巨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今天，没有必要回顾他们的争论，比较他们争论主要的焦点和如何阐述各自的立场。但是，我还是引用哈贝马斯的一个观点：现代性是一个没有完成的工程。

为什么引用“现代性是一个没有完成的工程”的说法？因为人类至今没有超越现代性的一个历史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人的问题依然是核心问题。

长久以来，从来是从两个方面的探讨人的问题：其一，在人的思想，人所存在的社会，人所存在的经济制度中探讨人，于是产生了人文主义，包括经济学、社会学、学在内的所谓社会科学，并形成了各式各样的的和社会的改革运动。其二，对人本身的探讨，人的身体和人的心理。而第二个方面真正变得愈来愈主要。因为，在人类现代化的过程中，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不可能够超越对人本身的认知和改造。

对于人的本身的认知和改造，集中体现在为对人的生命质量、生命长度的的关注。于是产生了现代医学科学，现代公共卫生治理，健康产业。此外，还有现代心理研究与治疗。

在这个过程中，医学、医疗产业与第三产业的其他产业有相当大的差别，虽然人是医疗技术实施的对象，又是医疗服务的载体，但是，人是有知觉和主动要求的，可能此时是病人，彼时就是健康人，也可能同时是病人和健康人。一般来说，人处于疾病状态下所耗费个人、家庭和社会资源会显著超过在健康状态。所以，医疗世界是人类社会中包藏的一个复杂的世界。

在福柯和哈贝马斯的争论中，有关于如何看待人的理性和非理性，理性和非理性到底处于怎样的位置，个人和集体的关系等问题。但是在21世纪的今天，不论福柯，还是哈贝马斯都不会反对：所有的人都有权利要求和追求成为“健康人”。过去经济学有所谓“理性人”和“经济人”的假设。现在“健康人”概念更为重要。没有健康，健康自主权和生命质量，何以讨论理性与非理性，经济和非经济？

因此，现代性工程的主要内容，现代性中的核心问题，是让每个人应该享有在健康、医疗、获取医疗资源方面的平等，不应该因为社会等级和背景的差异而获得不同的医疗条件。在2003年萨斯和现在因为“新冠病”威胁那么多人的生命安全，所以，如何增加全社会医疗资源的供给，实现全社会医疗资源的平等享用，保证每个民众可以受到同等的医疗待遇，应该成为现代社会最重要的指标。

在今天，没有人有勇气断言此次新冠病肺炎是病威胁人类健康的最后一次。病在进化，正在成为常识，所以，如何针对现代化形成的各种脆弱和风险，改变医疗健康部门的系统性脆弱现状，实现福利社会和现代社会的融合，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刻不容缓的社会工程。总之，希望各位在人类命运的历史背景下，审视现代化的脆弱性和反思现代性。

我今天想说的到此为止。昨天（2月13日）我和江南还有李肃就此次对抗“新冠肺炎之灾”和观念经济学的关系也开了个电话会议，包括如何重新认识经济学的“充分就业”问题。下面是黄江南发言，如果他愿意，可以把这方面做一些延伸。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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